第七章

军鼓像昔日的鬼怪一样又被抬了出来。上午十点钟，在台球厅对面擂起军鼓。鼓声惊动了全镇居民，大家连忙侧耳细听。直到最后咚咚咚连敲三下，鼓声戛然而止。愁云又笼罩在小镇上。

“死神！”蒙铁尔寡妇看到人们打开门窗，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大声喊道，“死神来了！”

她定了定神，拉开阳台上的帘子，只见人群围在一个准备宣读告示的警察周围。广场上鸦雀无声，警察用不着抬高嗓门。蒙铁尔寡妇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半天只听明白了两个字。

家里也没人给她讲一讲。按照官方的惯例，告示宣读完毕，新秩序就算建立起来了。她问谁，谁都说没听清楚。厨娘看见她面色苍白，吓了一跳。

“告示都说些什么？”

“我正在打听呢，谁都说不知道。事情是明摆着的，”寡妇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好事从来不上告示。”

于是，厨娘到大街上去打听，回来以后把详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从当天晚上起恢复宵禁，什么时候宵禁的起因消除了，才能解禁。从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任何人没有镇长签名盖章的通行证不得上街。警察奉命不管在街上遇到什么人，连喊三声“站住”，不站住可以开枪。镇长亲自挑选老百姓参加巡逻队，以配合警方夜间值勤。

蒙铁尔寡妇一下一下地咬着手指甲，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告示上没有写，”厨娘答道，“可大家都说是为了匿名帖的事。”

“我早就料到了，”寡妇惊恐不安地嚷道，“死神要在镇上作祟了。”

她一面派人去叫卡米查埃尔先生，一面派人从库房里取出那只钉着铜钉的皮箱，拿到她的卧室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皮箱是何塞·蒙铁尔去世前一年出远门（他一生当中就外出旅行过这么一次)时买的。蒙铁尔寡妇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衣服、内衣和几双鞋子，整理好放在箱子底。她一面收拾东西，一面想，那种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该有多么安适。她要远离这个镇子，离开这个家，找一间有壁炉和花坛的房子住。在那里种点牛至草，她可以尽情地怀念何塞·蒙铁尔，可以一心一意地盼望每礼拜一下午收到女儿们的来信。

她把必要的衣服收拾好，把剪刀、橡皮膏、一小瓶碘酒和针线装在皮匣子里，把念珠和经书装进鞋盒。就这样，她已经担心所带的东西是不是超过了上帝的允许。最后，她把圣拉法埃尔的石膏像塞进一只袜筒里，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中间，把箱子锁上。

卡米查埃尔先生走进屋门，看见她穿戴得十分简朴。这一天，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带雨伞。这仿佛是一种预兆，但寡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从衣兜里掏出家中所有的钥匙，每把钥匙上都拴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小纸签，标明是开哪个门的。她把钥匙交给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我把何塞·蒙铁尔这份罪孽深重的家当全都交给您。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长期以来，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直担心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这就是说，”他试探着，“您想到别处去，过了这阵子再回来。”

寡妇用平静而果断的声音说：

“我永远不回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他向寡妇分析了一下情况。何塞·蒙铁尔的遗产还没有清点完，许多以不同方式获得的财产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其合法地位尚不确定。不把这部分混乱的财产——何塞·蒙铁尔去世前几年连个大概的数也没有——清理完，就无法解决继承问题。寡妇在德国当领事的大儿子和那两位留恋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的女儿必须回来一趟，商定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权利，不然就得请代理人来代办。在这以前，什么也不能变卖。

两年前，卡米查埃尔先生就提出了一套迷魂阵似的手续，两年来蒙铁尔寡妇一直陷在阵里走不出来。但这一次却未能打动她。

“没关系，”她固执地说，“我的孩子在欧洲过得很幸福。正像他们说的，在这个野蛮的国度里什么也干不成。卡米查埃尔先生，要不您把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捆成一卷，扔到猪圈喂猪算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顶撞她。他说，要出远门还得准备准备，说完就出门找大夫去了。

“好吧，瓜迪奥拉，你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镇长还没有走进理发馆的大门，理发师和在里面聊天的几个人就听出是他来了。“还有你们俩，”镇长指着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不是整天想着要枪吗，今天晚上就发给你们。看看你们会不会忘恩负义，掉过枪口来打我们。”听上去，镇长说话的口吻还是挺和气的。

“还是给把扫帚吧，”理发师回了他一句，“抓巫婆，扫帚比什么枪都顶用。”

理发师正在给今天上午第一位上门的顾客刮后脖梗，连看也没看镇长一眼。镇长说的话，他压根儿没当真。直到镇长查问这些人里谁是预备役军人，谁会打枪，他才明白自己也被选中了。

“真的让我们去摆弄这玩意儿吗，中尉？”他问。

“啊，他妈的，”镇长回答说，“你们整天嘀嘀咕咕地说要枪，现在给枪了，你们又不信。”

镇长站在理发师身后，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全屋的人。“说正经的，”他改变了口气，下命令说，“今天下午六点钟，一级预备役军人到警察局报到。”在镜子里，理发师的目光正好和他的目光相遇。

“我要是得了肺炎呢？”理发师问。

“那就到监狱里去治。”镇长答道。

台球厅的留声机又在放一支伤感的歌曲，放着放着走了调。屋里空无一人，几张桌子上还摆着没喝完的瓶子和杯子。

“现在可倒好，”堂罗克看见镇长走进来说，“什么都完了。七点钟一定得关门。”

镇长一直走到台球厅的里边，赌牌的几张桌子也空着。他打开厕所门，又看了看库房，然后回到柜台。走过球台时，他突然把台布掀起来，说：

“好了，别装蒜了。”

两个青年人从台子底下钻出来，掸了掸裤子上的尘土。一个人面色苍白，另外那个年轻一点的，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镇长轻轻把他们推到门口的桌子旁边。

“看起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镇长对他们说，“下午六点钟，到警察局报到。”

堂罗克站在柜台后面没出来。

“这么干，”他说，“八成是要抓走私吧。”

“也就两三天吧。”镇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