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唯一的办法(第2/3页)

“他就是这样说的?”伊弗列夫冷笑了一声。

“刺激我的不是他想吓唬人,而是他叫我老大妈。我认为,共产主义教育部真是有义务介入。”

老太婆站了起来,向两人伸出了纤细干瘪的手掌,然后一下子钻到了门外。

“喂,您有什么说的,伊弗列夫?”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在他面前站住,大大地劈开双腿并把双手插进兜里。

“世界上任何一家正常的报纸都会拆版并对此事做综合报道的!”

“您别这么说,斯拉维克,您不是新手。您最好想想:如果是民警局把萨沙抓去了,因为他有罪,为什么名单里没有他?”

进入由莫斯科市执委会准备的,并且每天早晨放到市委第一书记桌子上的名单是,在过去的一天中有损害社会行为的党的工作人员、演员、记者和其他精英人物。如果卡卡巴泽进入了名单,就已经会通知卡申采取措施了。

“那您,拉普,你怎么认为?”

“这么说,他们有原因不把他列入名单。”

“他们自己不干净?”

“那样的话,如果他们明显有过错并且对市委隐瞒此事,为了救卡卡巴泽我们可以想起来,我们是中央机关报。并且可以,这么说吧,为荣誉而较量一番。尽管亚古博夫是软骨头。但是也许能够让马卡尔采夫参加?”

“报社对决内务部?”

“首先,内务部不是克格勃,而现在表面的法制得到遵守。其次,这只是市总局,但我们不归市领导。如果暴露出微妙的事,划清界限对内务部会有利。喂,怎么样,斯拉瓦,您要冒一下险吗?那样的话最好是我跟卡申谈一谈?”

“为什么?”

“我已故妻子的表兄在捕捉和供应野生动物的联合企业当会计。”

他郑重地走进了卡申的办公室,就像进来祝贺一样。

“喂,瓦连京,也许我能让你高兴。需要紧俏鱼的鱼苗吗?”

“有渠道吗?”

“而且是很好的!你可以通过后门得到珍稀的鱼苗。并且主要的是,不通过投机倒把,完全合法。”

“真是难以置信!”卡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很感激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这个你不要想!好,我走了……”拉伯波尔特朝门口转过身去。“对了,瓦里亚,顺便说一句。你没听说卡卡巴泽的事吗?小伙子不见了,我们的人,共青团员……名单里没有他?”

“有我会知道的。”卡申感到委屈了。“怎么了?”

“我就是这样想的。这么说,他没错。”

“什么没错?”

“听说,他在民警局被无故殴打了。你在内务部有人吗?打听一下……要知道我们是中央机关报——比他们强!”

瓦连京考虑起来。搞清楚编辑部工作人员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的直接职责。他拨了乌杰林的号码请他查询卡卡巴泽的事。卡申和塔甫洛夫聊了聊鱼,这时乌杰林回了电话。

“卡卡巴泽·亚历山大·沙尔沃维奇是你们的人?在监狱医院里,状况严重。喝醉后打架……”

“可为什么在监狱医院里?”

“就是说,他有责任!会搞清楚的……”

“等着搞清楚,领导就会叫我的,我怎么,干眨巴眼吗?”

“我们需要自己弄清楚。”拉伯波尔特插了一句。

“瓦洛佳,”卡申继续对着话筒说,“你办个出入证,我们派个工作人员去。可以吗?”

拉伯波尔特闯进了特派记者的房间。

“卡申帮了忙把您塞进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斯拉维克。只是您要小心。他们一下子也会把您并到案卷中的。”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那就行动吧……”

伊弗列夫边走边把大衣扣上,顺着楼梯跑了下去并拦住了第一辆碰上的汽车。这是装满了雪的自卸卡车。司机同意了收三卢布送他到要去的地方,然后的确无视一切地闯着红灯开去。然而迅速的送达无济于事:办理出入证用去了一个半来小时。

“我允许短时间交谈。”戴着军官肩章的外科医生故作严厉地说道。

他又瘦又高,好像完全没有肩膀。

“他到底怎么了?”伊弗列夫问道。

“您要报道这事吗?”外科医生更确切地问道。“您要描绘得漂亮些,你们的人善于干这个。醉酒打架等等的……你一边忙着照料这样的人一边在想,可是值得忙活吗?颅骨底部有裂纹,两根肋骨被打断,右肾里有一块硬结,满脸开花。”

外科医生转过身离开了。响亮的脚步声在走廊中远去。斯拉维克从兜里掏出了二十五卢布,环顾了一下,把它递给了年轻可爱的警卫。

“我一个人谈一谈。别害怕,什么事也不会有。”

警卫四下看了看,把钱藏在了皮靴的靴筒里并留在了走廊中。病房里有十二张床铺,气味发臭,都是重症病人。天花板附近有两扇带防护罩的窗户。天花板上有黄色的痕迹,排水系统在什么地方透过楼板渗水。伊弗列夫一张床一张床地挨个走过,寻找着卡卡巴泽。

“是你?”萨沙想笑,但是没能笑出来。

他的眼睛湿润了,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伊弗列夫跪在了肮脏的地板上,以便离萨沙像球一样缠满了绷带的头更近些。

“你怎么能够……到了这里?”卡卡巴泽勉强地动了动嘴唇。“我以为,我会死,谁也不会知道……”

“胡说八道!你了解的,我们是机灵的人。时间很紧,你不能说话。主要的呢?你能吗?”

“他们又会打我的,如果我说出来……很痛……”

“因为什么?”

“无缘无故……暴虐狂……”

“可是是谁呀?!是谁,老兄?”

“我当时在找出租车……”

“急着去茵娜那里?”

“她说了?”

“是她。可茵娜是自己人,会拿出最后一块面包的。”

“我知道……别告诉娜佳……”

“娜佳?我不说。你在找出租,然后……”

“啊哈!人行道上有一个民警。我招手,汽车不停车。他走过来:‘这里禁止停车——谁也不会停车的。从这里走开。’我生气了:我冻坏了,可他穿着毡靴并且无所事事。我说:‘我们打赌吧。要是停车——我输十卢布,要是不停车——你输!现在会停车的,你看吧!’可他说:‘真的!会停车的!’我一看,带红条的蓝色警车就在我身边。里面有两个人。‘上车!’他们对我说。我说:‘这个不合适我,我要出租车。’‘上车,告诉你!’抓住手硬把我拽了进去,然后马上就开车走了。”

“去哪里了?”

“去区民警分局。但这我是第二天才明白的,因为他们立刻开始打我,还在车里搜查的时候。用皮带捆住手并打我……他们以为,是格鲁吉亚人,有很多钱。带到民警局后,又一个值班员加入了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不是典型的格鲁吉亚人,是穷人。’‘让你知道,’他说,‘格鲁吉亚丑八怪,搞我们俄罗斯女人有什么结果!’他们用脚踢我,用戴铁指套的拳头打,还把凳子扔来扔去,凳子碰着了我的头。然后又问,我把钱藏在哪里。当我已经不能移动时,他们围住我冲我撒尿,所有人尽量往我嘴里尿。我呛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