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伊弗列娃·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第2/3页）

托尼娅长成了听话的孩子。如果一发现有什么不对头，母亲（她变得特别容易激动）立刻开始哭，女儿受不了这个，所以顺从地同意做她根本不想做的事。作为少先队员的她在家里也戴着红领巾，曾当过大队部部长，团员时进入了全苏共青团委员会。她什么事都跟得上：上课，社会工作，音乐。租来的钢琴要花钱，所以不能白放着。

她长得不难看。苗条，修长的腿（要是好好穿戴就好了），线条优美的脖子（如果让它露出来就好了），波纹状的头发（如果梳理得适合的话），脸庞美丽大方（如果注意别让下巴因摩擦粗糙的校服而长满疖子就好了）。在学校，一切都给她解释明白了，反复说明了，规定好了，该如何认识某种现象，或者是事物，或者是制度。只是没有解释，该如何认识她出世就是女人这一点。

她音乐学校毕业时也是这样，然后一个人去了西伯利亚。干完了分配时规定的三年后，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回来了，并见到了自己的中学女同学们。在莫斯科，生活变得轻松了些，出现了外国服装。女友们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化妆，过着莫名其妙的生活。她们差不多是硬拉她去了一个晚会。她坐在角落里，不会跳舞。谁也没有看她一眼。在家里她痛哭了一整夜，尽量不吵醒母亲，用枕头堵住嘴，毕竟她们在几家合住的住房里只有一个房间，而母亲上班早。克谢尼娅在印刷厂当修版员。

第二天安托尼娜得到了启示并来到了现代舞收费学校。那时这样的院校刚刚开办。此前可以跳华尔兹、“溜冰舞”，以及作为例外的探戈舞。在文化宫，一个长着骠骑兵式小胡子和弯曲的腿的女领导人吩咐所有向收款处预交了一个月钱的人排成两列横队：小伙子们顺着墙站在右边，姑娘们在左边。横队队首的小伙子和姑娘走过队列并收集收据。女领导人清点了收据和学员人数。数量对上了，于是她庄重地宣布：

“请注意！男舞伴，请走到女士跟前。齐步走！现在用你们的左手拿起女士的右手，把你们的右手放在女士的腰间……很好！”尽管音乐教师安托尼娜已经快二十岁了，还没有人把右手或左手放到过她的腰间。她紧张得甚至没有看清楚自己的男舞伴。身体的轻轻接触只是让她绷紧了全身并向后离他更远了。

“按我说的姿势站好！”女舞蹈教师喊道。“我走一遍挨个检查。”

托尼娅站着觉得不舒服，甚至感到害羞。一切都无聊，太无聊了，要是别人讲起来，她都不会相信的。

“姑娘，您别悄悄往后退！我在对您说，是您。您叫什么？”

“我？”托尼娅清醒了过来。“科瑟赫。”

“科瑟赫，不要斜视。”女教师开了句玩笑87。

“请记住：往后退与紧贴在舞伴身上一样难看。记住了吗？”

“我没往后退。”安托尼娜胆怯地反驳道，她感到满脸变得通红。

“不要争执，我看得更清楚！”

眼泪夺眶而出。托尼娅挣脱了舞伴的手跑开了。在门后她靠在柱子上尽情地哭了。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一向能够轻易地控制自己——愿望，不愿意，感情，行为。她总是感到惊讶，其他人怎么会受到完全没有根据的瞬间的软弱的影响。可这时……这时她感到，又有一只手放在她的腰间。她闪开了身子，但是手还搁在上面。

“您别难过！她不过是个傻瓜……”

托尼娅睁开了泪眼，勉强认出了自己的舞伴。他跟在她后面离开了大厅。原来，他也是第一次来学跳舞。于是从是什么促使他到舞蹈学校来的咬文嚼字的谈论中安托尼娜明白了：是同一个原因。伊弗列夫当时二十七岁。他原来跟她是同样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不需要解释什么，也不需要辩解什么。她也是。她讪笑着回忆起了自己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时的兴趣，跟她与伊弗列夫之间产生的重要的东西相比，它们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他的父母到克里米亚疗养去了。托尼娅开始留在斯拉瓦家里。她的母亲吓坏了，她认为，女儿的命运会重蹈她的覆辙。但是他很快出现在了她们家中并问道，如果他和托尼娅结婚，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是否会反对。轰动一时的新闻：安托尼娜·科瑟赫嫁给了记者，并且总的来说，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而不是什么糊涂虫，这个消息传遍了托尼娅的女友们那里。

托尼娅幸福的烦恼事来了。一段时间后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对女儿坦白说，她早就和一个人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希望和他住到一起。他是画家，画肖像的。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以前对这么做感到难为情。

离开母亲时，安托尼娜整理自己的东西并找到了母亲藏起来的唐纳德·奥克斯比的旧信函。她把它随身拿走了。她开始向往见到（只是见到）父亲，但是她明白，这是不现实的。想要通信是不行的：丈夫在报社工作。况且就算她找到了父亲，他会害怕她硬缠着要当他的女儿，要知道他甚至没听说过她。要是能简单去英国旅行一趟就好了。尽管在旅行中是不会允许脱离团队的，但是哪怕看到父亲的祖国也好啊！

当儿子出生后，托尼娅的这些念头退到了次要地位。他们是三个人了，孩子占去了她所有的注意力和所有的关心。安托尼娜幸福并且什么也没有觉察到，尽管她感到，斯拉瓦变得有点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她自己也不能解释清楚。所有人渐渐都会变得不一样的。在斯拉维克给索尔仁尼琴发电报的事过后不久，音乐学校的女校长把托尼娜从课堂上叫了出来。一个年轻人坐在校长的桌子后开始详细询问工作、家庭、丈夫的情况。

“对不起，可您到底是谁？”

“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我们希望您能劝导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

安托尼娜把嘴唇闭得更紧了些，免得暴露出紧张。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他有一些可疑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教育，警告。请帮助我们，这也符合您的利益……”

“他是独立自主的。”

“那就更有必要了！他何必从事那些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事呢？顺便问一句，他在家里写东西吗？”

“不。”

“那他看什么手稿吗？”

“不看。”

“我看，您不太健谈……遗憾！要知道我们是想帮助您保全家庭的……”

“我不需要帮助。”

“那样的话我想警告：不能提起我们的谈话。”

“您想让我对丈夫隐瞒什么事？”

“您是苏联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