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要召开祝捷大会[1],学校今天放假。

据说在练兵场上有庆祝仪式,山狸必须带领学生列队参加。我呢,作为一名教职人员,自然也得跟着去。

来到大街上一看,到处都是太阳旗,看得人眼花缭乱。我校学生共有八百来人,由体操老师整理好队伍,一队与一队之间稍稍留出一段空隙,为的是将一到两名教师安插其间,作为监督。如此安排看似巧妙,实则毫不管用。因为学生都是毛孩子,一个个都以调皮捣蛋为天职,不做点违反纪律的事情就有损于学生之脸面似的,跟去几个老师又能顶个屁用?没人叫他们唱歌他们便自作主张唱起了军歌,唱过了军歌又莫名其妙吼叫了起来。这哪像是学生队伍呢?简直就是一帮横冲直撞的浪人嘛。即便是不唱歌不哄闹的时候嘴巴也不肯闲着,叽里呱啦不知在说些什么。虽说闭上嘴并不妨碍走路,怎奈日本人似乎都是嘴巴先出娘胎的,随你如何呵斥都没用。即便是说话也不是一般的话,专说老师的坏话,可见这帮人是十足的下流坯子。

我原以为上次“值班事件”的学生既然道过了歉,事情也就过去了,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借房东婆婆的话来说,那是我大错特错,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学生是道了歉,可并非是真心悔过之后的道歉。仅仅是慑于校长的命令,形式主义地对我低头认错罢了。商人即便低头认错也不会改掉其使奸耍滑的本性,学生道完歉后,绝不会金盆洗手,从此告别恶作剧的。

仔细想想,这社会似乎就是由与这帮学生相类似的家伙组成的。兴许可以这么说吧,看到别人认错、道歉就信以为真,就此原谅了对方的人,才是迂腐透顶的傻瓜。既然道歉是假道歉,那么原谅也只需要假原谅就行了——如此考虑应该没什么不对吧。看来,若要想对方真心道歉,就一定要痛下杀手,将对方教训到真心悔过才行。

自从我嵌入到队伍之间跟他们一同行进之后,“天妇罗”啦“米粉团子”这类的声音就从未停息过,此起彼伏,根本不知道出自谁的嘴巴。就算知道了是谁说的,等要追究的时候,他们也肯定会抵赖说:

“我又没说老师你是天妇罗,又没说你是米粉团子。老师你太神经过敏,太疑神疑鬼,是你自己听错了那摩西。”

他们的这种劣根性,源自当地从封建时代以来所养成的恶习,不管怎么开导怎么教育,他们也是改不了的。在这种地方只消待上一年,即便清白如吾辈恐怕也不得不与之同流合污。现在他们用那种能随时撇清责任的卑劣手段来往我脸上抹黑,而我只能吃哑巴亏——天下哪有这种傻瓜呢?他们是人,我也是人。他们是学生,是孩子,这不假,可一个个傻大黑粗的,比我还壮实呢。所以说,不以某种方式报复他们一下,简直是天理难容。倘若我采用常规手段进行报复,他们肯定会奋起反击。倘若我说“都是你们不对”,由于他们早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定然会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地进行狡辩。通过狡辩,他们将自己装扮得冠冕堂皇,清白无辜,进而攻击我的不是之处。由于是我主动报复,出于自我辩护的需要,必定要列举出他们的不是来,否则就达不到辩护的目的。如此一来,明明是他们捣乱在先,可给人的感觉反倒是我无事生非,挑衅找茬。这会让我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而如果听之任之,来他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那只会助长他们的歪风邪气。从大的方面来说,也不利于世道人心。如此说来,被逼无奈之下,我也不得不采用他们那种事先留好后路,不会叫人揪住尾巴的手法来进行报复了。一旦到了如此地步,我这个“江户哥儿”也就彻底堕落了。堕落归堕落,倘若不这样,我一个正常人被他们搞上一年,也必定要完蛋。换句话说,要么堕落,要么完蛋,两者必居其一。唉,说来说去,还是回到早日返回东京、跟阿清婆一起度日的老路上。难道我就是为了堕落才来这种穷乡僻壤的吗?真是岂有此理!即便回去送报纸,也比如此堕落强啊。

我一面如此这般地寻思着,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这时,前队突然乱哄哄地闹腾了起来。与此同时,队伍也猛然停了下来。我觉得有些蹊跷,便从右侧脱离了队伍朝前方望去。只见先头部队在大手町尽头、即将转向药师町的拐角处堵住了,推推搡搡,跟潮涨潮落似的乱作一团。

“安静!安静!”

体操老师声嘶力竭地高喊着跑来。向他打听了一下,说是在拐角处,我们这所普通中学的学生与师范学校[2]的学生发生了冲突。

据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普通中学与师范学校的关系都很差,简直可以说是生死冤家。也不知道是什么缘由,反正都看对方特别不顺眼,动不动就干架。或许是待在这种乡下小地方太无聊了,想借此来发泄一下,消磨时间吧。

我也是喜欢干架的,所以听说发生了冲突马上来了劲,立刻朝前方跑去。只听前面的学生嚷嚷道:

“地方税[3],一边去!”

后面的学生则高喊着:

“冲过去!冲过去!”

我从碍事的学生人群中抽出身来,快到拐角处时听得一声高亢的号令声:

“起步——走!”

紧接着师范学校的学生便趾高气扬地整队出发了。

看来,争道风波已经和平解决。也就是说,普通中学这方面退让了一步。也难怪,就学校等级而言,师范学校是略胜一筹。

祝捷仪式十分简单。旅团长念了贺词,知事念了贺词,大家一起高呼“万岁”,这就完了。

听说余兴节目安排在下午,所以我决定先回住处,将近来一直牵肠挂肚的,给阿清婆写回信这事儿给办了。

由于阿清婆上次来信要求我回信尽可能详细,所以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写。可一旦真的提起笔来,才发现要写的事情太多,简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嘴。写这事儿吧,太麻烦;写那事儿吧,没意思。有没有能够让我“唰唰唰”地顺溜地写下去,而又能让阿清婆读得津津有味的事儿呢?我思前想后,搜肠刮肚,最后还是一无所得。

我磨磨墨,润润笔,盯着卷纸发一会儿愣——盯着卷纸发一会儿愣,润润笔,磨磨墨。同样的事情反过来倒过去做了好多遍,最后彻彻底底地泄了气。

“书信这玩意儿我是写不来的。”

长叹一声之后,我盖上了砚台的盖子。

写信太麻烦了,还是跑到东京直接跟阿清婆说来得爽快。倒不是我不体察阿清婆的用心,只是按照她的要求来写信,简直比让我绝食三礼拜还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