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

贝娜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我向他保证会照顾他的女儿。我俩是二十年的老伙计了。我和老伴没孩子，他才把唯一的女儿交给我。贝娜小的时候，要照顾她不是啥难事。女孩子长大了，麻烦也就来了。倒不是因为这孩子任性不懂事，而是她个子矮，长得不漂亮，没有哪个小伙子能看上她。她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就开始着急了。可我到哪儿去给她找个丈夫呢？这丫头腼腆又不爱说话，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接近一个男人。我发愁她会成为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后来，谁也没有想到黄保文居然会向贝娜求婚。我实在整不明白，他俩之间根本就缺乏了解嘛。他难道会是真心诚意的？我担心他是在耍弄贝娜，因此坚持对他说，如果他真的想娶贝娜，那就赶紧订婚。那天他来我们家，提着两只老母鸡、四条人参烟、两瓶“五粮液”和一个长茶叶筒，里面装着乌龙茶。我对他表现出的诚意还满意，对他带来的礼物却不以为然。

两个月后他们结了婚。厂里的同事们恭喜我之后还不忘加一句：“老程，这可够快的啊。”

贝娜嫁出去，我也算放心了。但是对我们缝纫机厂的许多年轻女工来说，黄保文娶了贝娜简直就是扇了她们一个耳光。你听听吧，什么“肥母鸡攀上了金孔雀”，什么“蠢丫头拣了块金元宝”啦，说啥话的都有。在咱厂没结婚的小伙儿里头，保文的相貌是数一数二的，这个不假。谁也不会想到又矮又胖的贝娜竟会赢得他的心。更让那些姑娘不忿的是：保文不仅脾气好，喝的墨水也多—人家是中学生呢。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耍钱，而且举止得体，见人经常有礼貌地微笑，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在某些方面像个女人，五官精致，皮肤白净，说话细声细气。他甚至会打毛线活。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他那可是瞎了眼，保文是会武功的人。在厂里每年举办的运动会上，他曾经连续三次赢得武术冠军，尤其擅长剑术和散打。他上小学的时候，常有大孩子欺负他，保文的继父就把他送进他们家乡的武术学校习武。一年以后，没有孩子敢再惹他。有时候，我忍不住会琢磨为啥保文看上了贝娜。她身上究竟有啥吸引保文的地方？难道他真的喜欢她那张像河豚似的圆脸？我和老伴只是把疑问埋在心底，从来没有对这场婚事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其实是担心贝娜配不上人家保文。也不知是咋的，只要我听说谁家在闹离婚，心里就一阵发慌。

我在厂保卫科当科长，手里大小也有点权力，多少可以帮助一下这小两口。婚礼后不久，我就给他们搞了一套崭新的两室一厅公寓房。这下可把那些排队多年等分房的人惹火了。我并不在乎他们跳脚骂娘，我要尽一切能力使贝娜的婚姻美满，因为我相信：新婚夫妇只要能熬过头两年，就能天长地久—一旦保文当了父亲，想离婚也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他们结婚都八个月了，贝娜还是没有怀孕。我担心保文很快会厌倦妻子，又去追别的女人。虽然他已经结了婚，厂里有好多年轻女工还在打他的主意呢，有个不要脸的甚至说，她每天晚上都给他留着门。还有那些浪疯了的女人三天两头地给他送电影票和肉票，简直就是存心要拆散贝娜的家庭。我看见这些贱货，心里的火就不打一处来。一想到她们就胸闷头疼。幸好，保文还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刚入冬的一天早上，贝娜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叔，”她颤着声说，“保文昨晚上没回家。”

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但还是尽量把语气放平稳地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哇。我啥地方都找遍了。”她舔着干裂的嘴唇，摘下绿色的工作帽。她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大髻。

“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啥时候？”

“昨天我俩一块吃的晚饭。他说他要去看什么人。他在城里有不少朋友。”

“有这事？”我没听说过保文有许多朋友，“别着急。你先掉头间去干活儿，跟谁也别说。我打几个电话找找看。”

她拖着脚步走出我的办公室。结婚以后她至少长了十几斤，蓝布工作服紧绷绷的好像要爆开。从后面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大萝卜。

我给彩虹影院、胜利公园和城里的几个饭馆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没看见这么个人。市图书馆是保文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刚要给那里打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市公安局打来的，一个男的在电话里说他们拘留了我们厂里一个叫黄保文的工人。他不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说：“他搞流氓活动，你们马上来人。”

这是个大冷天。我骑着自行车往城里赶，呼啸的北风不停地吹开我大衣的衣角。我的膝盖生疼，冻得直打哆嗦。很快，我的哮喘发作了，开始呻吟起来。我不停地骂保文这个王八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出事。”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感觉到早晚他会去找别的女人。现在他落入了警察的手里，很快全厂就会拿他当话柄。贝娜怎么能受得了啊？

在市公安局，我惊讶地发现其他几个工厂、学校和公司的十几个干部已经在那里了。这些人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都是在单位里负责安全保卫的干部。一个女警察把我们引入了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那里的窗户都挂着绿色的丝绸窗帘。我们围着一张红木长桌子坐下，等着公安局的同志来通报案情。玻璃桌面是新的，四边还有点硌手。在其他人的脸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焦虑和困惑。我估摸着保文一定是牵扯进一桩大案子里—要么是集体猥亵，要么是轮奸。我再仔细一想，又否定了保文会是强奸犯这个念头。他本性善良温和，绝不是那种用暴力欺负女人的畜生。天哪，千万别是什么政治性的案子，那他可就彻底没救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保文究竟犯的是什么罪，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绷着脸，眼睛半开半闭。他脱掉深蓝色的上衣，搭在椅子背上，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我认出他是市公安局调查科的苗科长。他长得圆脸高颧骨，穿着一身羊皮坎肩，不知怎的让我想起画上画的成吉思汗的模样。他的肿眼泡看上去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但是两眼放出狡诈的目光。苗科长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案子。一听这话，屋子里立刻像炸开了锅。我们以前听说过这个名词，但是都不知道它准确的意思。苗科长看着我们惊异的表情，解释说：“这是一种社会疾病，就像赌博、卖淫，或者梅毒。”他的屁股在椅子上扭动着，好像犯了痔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