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炸鸡进城来

“把钱退给我！”顾客边说边把盛鸡的盘子丢在柜台上，然后把收据递给我。他五十多岁，腰像水牛一样粗。油乎乎的嘴角还粘着一片炸鸡屑。他买了四块炸鸡，现在盘子里只剩下一个鸡腿和一个翅膀。

“鸡胸脯和鸡大腿哪儿去了？”我问他。

“你们不能这么坑害人。”他鼓暴的眼睛因为恼怒格外闪亮。我认出来他是附近电机厂的一个工人。

“我们咋坑害你了？”高个头的白莎不客气地问，手里挥动着一对夹鸡肉的长夹子。她狠狠地瞪着那个男人，那人的头顶刚好够到她的鼻子。

他说：“你们这牛仔炸鸡听着好听，看着好看。实际上就是个名字—根本没有肉。我吃了两块肚子里啥感觉也没有。”他拍拍肥胖的肚囊，“我不要再吃你们这坑人的玩意儿了，你们把钱退我。”

“没门。”白莎说着晃了晃烫得像喜鹊窝一样蓬松的头发，“你要是没碰这鸡，我们可以退你钱。可是—”

“对不起，出了什么事？”焦彼德插进一句。他和夏皮洛先生刚好从厨房里走出来。

我们向他解释了顾客的要求，焦彼德一句一句翻译给我们的美国老板听。我们都不作声了，倒要看看我们这位彼德经理如何处理这件事。

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用英语简单说了几句，然后用中文对那个顾客说：“您已经吃了两块鸡了，我们只能退您一半的钱。咱们下不为例。您只要碰了您买的炸鸡，就不能退钱了。”

那个男人一脸不情愿的样子，但还是接过了钱。他嘴里嘟囔着：“妈的假洋鬼子。”他这是说我们这些在牛仔炸鸡店工作的中国人。

这下可把我们惹火了。我们同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争论说，不应该让这个顾客就这样白占便宜，否则全城的人都可以来免费品尝我们的炸鸡了。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小气鬼似的顾客，把他轰出去就完了。夏皮洛先生解释说，我们应该遵照美国做生意的规矩—一定要让顾客满意。当初他雇用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顾客永远是对的。”但那是美国的生意经，他不知道这是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你给他鼻子，他就会上脸。如果夏皮洛先生想当大慈大悲的菩萨，这个地方很快就会乱套。我们已经听到不少城里流传的有关我们炸鸡店的闲言碎语。有人说：“牛仔炸鸡是专喂败家子的。”没错，我们的炸鸡是比木基当地的烧鸡卖得贵，也更油腻。木基的烧鸡讲究火候，烂得连骨头都可以吃下去。

我拿了块海绵去擦洗那个顾客弄脏的桌子。猩红色塑料贴膜的桌面扔着油汪汪的鸡骨头，闻起来有股蓖麻油的味道。我每次闻到这种味道都想吐。我擦完了桌子，正要去收十另外一桌，看见桌旁的椅子上有一个香烟烫出来的黄豆大的疤痕。这肯定是那个家伙干的。我们根本不应该退他钱，而应该把他扣起来让他赔偿损失。

我讨厌夏皮洛先生这套虚伪。他任何时候都装出心慈面善、体贴顾客的样子，可是对我们这些雇员却狠得要命。上个月他从我的工资中扣除了四十元，简直像抽了我的肋骨一样心疼，就因为我给了我哥哥所在供电局的一个姑娘八块鸡胸脯。她上次来店里买炸鸡，按照老板的规定，我应该卖给她两个鸡腿、两个鸡大腿、两个翅膀和两个鸡胸脯。她央求我说：“宏文，大方点，多给点肉。”不知咋的，她冲我飞了一个笑眼我就答应了。老板当时看见我正在往纸盒子里填最大块的鸡胸脯，但是他啥也没说，等到那姑娘出了店才把我臭骂一顿。他说：“我要是看见你再这么做，你就给我滚蛋。”我当时真吓得半死！后来他罚了我四十元钱，纯粹是给另外七个中国雇员看的。

夏皮洛先生是个嘴甜心苦的老狐狸。有一次我们问他为啥要在我们木基市做生意，他说他想帮助中国人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他的父母从苏俄逃出来，曾经在木基住过三年，然后去了澳大利亚。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木基没有人歧视他们。夏皮洛先生的圆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他表情诚恳地解释说：“犹太人和中国人有相同的命运，所以我感觉和你们很亲近。我们都是黑头发。”他说这话的时候嘿嘿笑了，好像说了句笑话。这些都是资本家的屁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吃什么牛仔炸鸡，也不想欣赏他那个粗大的红鼻头和秃脑门，更受不了他那满胳膊浓黑的汗毛。他的牛仔炸鸡公司不仅剥削我们这些城里人，而且还压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河北省的几个村子专门给牛仔炸鸡店种土豆，因为据说那里的土壤和气候同美国生产土豆的爱达荷州很相似。这个公司还在安徽省开办了几个养鸡场，专门为全中国的牛仔炸鸡连锁店提供鸡肉。这些美国鬼子利用我们中国的产品和劳工从中国消费者身上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运回美国。夏皮洛先生居然还有脸说他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不需要他这样一个救世主。至于五十年前他父母曾经在木基住过这件事，我们这里的人确实没有歧视犹太人，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犹太人也是外国人，和那些白皮肤的洋鬼子没啥两样。咱们中国人哪儿分得清呢？

焦彼德是店里的经理，日常的事情都是他管。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时候他还叫焦霈海，是个脸色苍白、学习用功的、孤独的男孩子。他脑袋上有四个旋，经常成为别的孩子取笑的对象。因为每天他都要从家里走十多里地去城里上学，我们就给他起了个“乡巴佬”的外号。

他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77年，当大学重新招生的时候，他考进了天津外语学院的英语系。我们当时都去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是由于报考的人多，考取非常困难。我们高中的三百多个考生中只有两个人通过录取分数线。大学毕业后，霈海去了美国留学，在爱荷华大学学历史。后来他改了专业，在同一所大学中拿到了一个商学管理的学位。再后来他就回国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体强壮而且有钱，头发卷卷的，还起了个外国名。他看上去充满了活力，开朗乐观，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上班的时候他永远是穿着很正式，一身西装配上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有一次开玩笑说，他身上长了五十多斤美国肉。说实话，比起过去的那个焦霈海，我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焦彼德。我经常纳闷美国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变化这么大—短短六年的工夫从过去那个笨拙孤独的少年变成一个能干自信的男人。是美国的水？美国的牛奶和牛肉？美国的气候？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整不明白。更让人佩服的是，彼德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比木基大学的那些英语教授强多了。这些教授从来没出过国，当年学英语靠的是俄国人写的英语教科书。彼德雇我来炸鸡店工作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在学校里从没有欺负过他，再加上我的腿有点瘸。我对他心存感激，从来没有在同事们面前谈起过他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