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根据他信札的一幅画像

最近我一直在重读莫扎特的书简（亨利·德·居尔松的法译本）。我认为它们应该摆在每一所图书馆的书架上，因为它们不仅对艺术家有用，而且对普通人也有教育意义。如果您读了这些书信，莫扎特就会成为您终生的朋友。他慈祥的面容将在您困难时出现在您面前；您在痛苦、烦恼时将听到他那孩子般的朗朗笑声，并一边回忆他面对苦难那么勇敢坚毅，一边对自己的畏缩、沮丧感到羞愧。让我们捕捉他的记忆吧，因为它们转瞬即逝。

莫扎特打动我们的首先就是他的心理非常健康。考虑到他的身体远谈不上健壮，这就更难能可贵。他的所有心理功能好像都十分平衡；他的灵魂充满情感却又能很好地自我控制；他的心灵十分镇定，情绪稳健，即使遇到像他母亲去世和他热恋康斯坦丝·韦伯小姐这样的事也从没失去理性。他很智慧，思路清晰，能本能地把握大众的喜好，选择最佳路线夺取成功。他也能巧用自己高傲的天才去克服世俗的弊病，而又不会伤及自身。

这种心理上的平衡在天生充满激情的人当中实属罕见，因为所谓激情就是指情感过度。莫扎特什么情感都有，但他没有激情——他有的其实是极端的高傲和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有天才。

一天，一位朋友对他说：“萨尔茨堡大主教认为您十分自傲。”

莫扎特并不试图隐瞒自己的高傲；对那些伤害他自尊的人他会高傲地予以反击，说：“使一个人高贵的是他的心灵；我可能不是伯爵，但我拥有的尊严也许比许多伯爵加在一起还多。一个人，无论他是仆人还是伯爵，但只要他污辱我，他马上就成了低级流氓。”1777年他二十一岁时，他对两个嘲笑他获得“金靴刺十字勋章”的家伙说：“你们可能获得的所有勋章我都会轻而易举地获得，比你们成为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要容易：即使你们死后再生一回，你们还是比不上我。”他补充说：“我当时气坏了。”

他通常把别人对他说的所有恭维话都仔细地记在心里，有时还面不改色地加以引用。他在1782年对一个朋友说：“考尼茨亲王对大公说，像我这样的人每一百年才在世上诞生一次。”

当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时，他会怀恨在心。一想到要受雇于某位亲王，他就难受之极，说（1778年10月15日）：“这念头让我不堪忍受。”有一次萨尔茨堡大主教谈到他时出言不逊，他听说后气得“浑身发抖，像个醉鬼似的在街上晃荡。最后回到家里就上了床，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缓过劲儿来”（1781年5月12日）。他说：“我打心眼儿里仇恨这个大主教。”后来他又说：“谁要是冒犯了我，我一定要报复他；而且要变本加厉地报复他，不然便是只回敬了我的敌人而没有纠正他。”

当自尊心受到危及时——有时只是意愿可能得不到满足——这个充满敬意的孝顺儿子就会变脸而成为自己欲望的主宰。

“我根本不承认您信中的那个您是我父亲；这封信当然是出自一位父亲之手，但它不是出自我的父亲。”（1781年5月19日）

他在得到父亲的允许（1782年8月7日）之前就结了婚。

假如您刨去莫扎特极有自尊心这点不算，您会发现他是个非常快活和开心的人。他像个温柔的女人（或更像个孩子）那样，同情心来得特别快；他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戏谑，会像个淘气的男孩那样搞各种恶作剧。

他通常十分活跃，对什么都感到有趣儿。他很难安静地多坐一会儿，总是唱啊跑啊跳啊，遇到可笑的事会笑得死去活来，甚至对不可笑的事也会笑得前仰后合。他爱开好的和坏的玩笑（尤其是坏的，有时还开粗俗的）；他不加思索，欠考虑，但没有恶意。他喜欢使用一些没有词义的怪词，如：“施图鲁！施特利！……克纳勒尔，帕勒儿……施尼普……施纳普。……施努尔……施奈帕泼尔！……施奈！”我们在他写于1791年7月6日的信里就找到了一些这类怪词。他在1769年写道：

“我就是高兴得要命，因为这次旅行太让我高兴了……因为车厢里太热……因为我们的马车夫是个好小伙儿；只要路面允许，就把车赶得像一阵风！”

像这样莫名其妙高兴的例子，你还能找出许许多多；此外还有他那源于健康的欢笑。他的血液在血管里舒畅、自由地流动，他的感觉也并不过敏。

“今天我看见四个无赖被吊死在大教堂旁边的广场上。他们这儿吊死人的方法和在里昂一样。”（1770年11月30日）

他的同情心并不是涵盖很广——不是现代艺术家的那种所谓的“博爱”。他只爱那些他认识的人——他父亲，他妻子，他的朋友们；他对他们充满爱意，谈到他们时感情炽烈，让人听了他的话就像听了他的音乐那样心里热乎乎的。

“当我和我妻子结婚时，我们俩都热泪盈眶，在场的别人也都受我俩的情绪感染而哭了起来。”（1782年8月7日）

他极擅长交友，穷人眼中的那种友谊。他说过：

“我们最好、最真挚的朋友都是穷人。富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友谊。”（1778年8月7日）

“朋友吗？”他在另一个场合说，“我只把那些无论何时只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并竭尽全力使之幸福的人称为‘朋友’。”（1778年12月18日）

他写给妻子的信——尤其是在1789年至1791年之间写给她的信——里充满了绵绵爱意和近似疯狂的快乐。他似乎不为疾病、忧虑和极度的沮丧所困挠，而这些在他一生的这段期间特别频繁，如他所说：“我总是在焦虑和希望之间挣扎。”而且也不是如我们想当然的那样特意鼓足勇气来安慰他的妻子不让她看到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信中的语言来自他无法克制的想笑的欲望，这欲望他无法抑制，即使处在最贫病交加的处境也要予以宣泄。他的大笑十分近似眼泪，不过全是源出他博爱的天性的幸福的眼泪。

虽然谁的日子都没有他过得那么苦，他却十分开心。他的一生是同疾病和苦难无休止斗争的一生，最后死神结束了这一场，他只活了三十五年。那么他的快乐到底从何而来呢？

首先，来自他的宗教信仰。他的信仰健康自然，摆脱了一切迷信；怀疑可能会触动过他这种坚定而强大的信仰，但却不可能损害它。这也是一种平和而宁静的信仰，没有激情或神秘感。他在致即将去世的父亲的信中说：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想像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我还是在等待好消息的到来。既然死亡是生命的真正归宿，我多年来就已经熟悉了这位人类最好的朋友。它的面孔现在对我来说已不再狰狞可怖，而是看上去平和而安慰。我要感谢上帝赐与我这种恩泽……我上床之前总想到也许第二天早晨我就醒不来了，但是了解我的人谁也不会说我很悲伤或不满。我感激我的造物主赐与我欢乐的天性，并衷心希望我的同类分享这种欢乐。”（1787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