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尚·丹第〔1〕
“我认为(文艺)评论没有用,我甚至说它有害……对他人的作品说三道四怎能有助于艺术的发展呢?像歌德、舒曼、瓦格纳、圣伯夫等天才或伟人的观点听听倒还有意思(哪怕是错误的观点也罢)——假如他们热衷于评论的话。可去听某位普通的先生说他喜欢或是不喜欢某部戏剧或音乐作品,这就毫无意思了。”
凡尚·丹第先生如是说……但这位文艺批评的死敌本人就是一位目光敏锐的文艺评论家。
我并不打算只谈丹第先生的音乐才华。在今日欧洲,众所周知他是戏剧音乐表达、管弦乐色彩与音乐体裁学的大师之一。但音乐并非他成就的终结;他还有一种出自更深刻渊源的艺术创造性。有价值的艺术家不仅作品辉煌,本人也伟大。所以我打算努力挖掘丹第先生的人格。
丹第先生的人格并不神秘,而是开放和透明得像晴天白日。在其音乐作品、艺术活动和写作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点。他本人的文艺评论就属于他所说的那少数几位伟人的评论之列,即使是谬论也很有趣。不了解丹第的思想——哪怕是错误的思想——实属憾事;因为它们不仅能使我们对一位杰出艺术家的观点略见一斑,而且对我们的时代思想的某些惊人之处也能有所了解。丹第先生曾系统研究过音乐史;但他著述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无意识地表达现代艺术精神。
丹第先生不是个囿于音乐艺术圈内的人,而是心胸博大,触类旁通。现今的音乐家已不再是单打一,而是开放胸怀、全面发展了。今日法国音乐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学识渊博勤于思考的作曲家不仅对自己的创作胸有成竹,而且对音乐艺术也常发表独具慧眼的评论,如圣—桑先生、杜卡先生和丹第先生都是评论高手。丹第出版过带有评论的数卷民歌选,论述贝多芬的前辈的散文集,一部音乐创作史,及不少辩论和演讲集。丹第先生真正杰出的地方还不在于他的博学多才,而在于他的道德和宗教素质,正是他的这一面使我们在众多当代艺术家中独独对他发生了特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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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第先生写道:
“一名艺术家起码要有信仰,信仰上帝,信仰自己的艺术。信仰才促使他去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在做人的道路上提高自己,终至到达自己的目标,这就是上帝。
“一名艺术家还应学会希望;因为他不能指望从眼前得到任何东西;他应清楚自己的使命是服务,是为自己身后代代新人的教育和生活而工作。
“一名艺术家还应具有博大的仁爱之心;这是‘道中之道’。仁爱应该是他的人生目标;因为一切创造的推动力就是神圣而宽厚的仁爱。”(见丹第所著《音乐创作教程》卷Ⅰ,1902年出版。)
讲这番话的不是某个修道士或神父,而是巴黎圣咏学院的院长丹第先生在某次开学典礼上致辞学生,或在给他们上作曲大课时讲的话。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部奇书,书中居然把当代科学同哥特〔2〕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此书迄今还没得到应得到的关注。它记载了当代艺术的精神;它与丹第写的其他著作颇为不同,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它的价值。
丹第在书中表明,信仰是贯穿始终、高于一切的东西。它煽起天才的创造之火,哺育人的思想,指引人的工作,甚至支配音乐家的转调和风格。书中有一段你会觉得像是十三世纪的产物;它很奇妙,而又不乏尊严:
“你在从事转调模进时应该有个目标,就像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要有生活目标那样。指引一个人度过生活危机的理性、本能和信仰在音乐家选择调性时也对他加以引导。因此,无用的和矛盾冲突的转调及光、影之间犹豫不决的平衡就会给听众带来难受和糊涂的感觉,这恰好表明了那可怜的音乐家此时正处在心理脆弱和矛盾的时期——他生活不幸,找不着方向,没有目标和信仰。”(《音乐创作教程》。下同)
这本书好像是中世纪的产物,里面有某种抽象的和条分缕析的学究气。
“在艺术创作中,七种功能受到灵魂呼唤而发挥作用,它们是:想像力、情感,悟性(理解力),智力,记忆力,意志力和良知。”
书里的中世纪精神再次被体现在一种极端的象征中,即天下万物都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的象征,连心脏的跳动和三连音节奏也不例外;后者是“三位一体原则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伟大的应用”!在十三世纪,莫城的主教菲利普·德·维特里称三连音节奏为“完美节奏”,因为“其名称即来自于神圣的完美寓于其中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
丹第先生还在书中宣称:“艺术起源于宗教”。这又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论断。按照这种逻辑,民歌反倒起源于格列高利圣咏,而不是相反了。照丹第先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艺术史成了某种宗教伦理的成就史;人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人强调自身尊严之前的阶段及之后的阶段。丹第先生写道:
“(人的)傲慢这个人类的大敌在中世纪由于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制约,很少在艺术家的灵魂中表现出来。但随着宗教信仰的削弱和宗教改革精神几乎同时渗透到人类知识的各个学科门类,我们看到傲慢重又抬头,并迎来其真正的复兴。”
这种哥特精神最终表现在丹第先生的宗教不宽容性里。这位《音乐创作教程》的作者虽然心地善良,很有个人的宽宏大量,却在书中时时大骂那两种与他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匹敌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新教与犹太教),并把艺术的所有缺点和人类的一切罪恶都归于它们。丹第认为,新教要对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生负责;犹太教则是其荒唐的习俗与薄弱的伦理道德的祸根(犹太教起码还产生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艺术——“犹太艺术时代”,人称“现代风格就是犹太艺术流派的最后一个阶段。”)。最糟糕的是,丹第先生的不宽容竟到了有损于他对艺术作出公正判断的地步。犹太音乐家基本不予考虑,这就不用说了;但连那些伟大的新教音乐艺术巨人也都难逃他的笔挞。……如亨德尔的清唱剧被他说成是“冷冰冰的;坦白说,还冗长乏味”。(见丹第《现代清唱剧》〔1899年〕)他倒没有这么说巴赫,但说:“就算巴赫伟大,也不是因为他秉承了固执己见和把人烧焦的宗教改革精神,而是背离它的结果。”(等于说巴赫是个天主教徒,但没意识到自己是。)
对此我并不想说什么了;丹第先生凭其著作已经充分说明了他是何许人也。毕竟见到还有人仗义直言、不怕亮出自己的观点,这是颇为可喜的现象。我甚至有点欣赏——也许是有点变态吧——他的某些极端言论,因为作者的个性从中突出地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