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帕斯瓦尔医生高大魁梧，嘴巴下垂，上面盖着一片黄色的小胡子。他永远穿一件脏乎乎的白色外套，衣服口袋鼓鼓的，里面装着很多斯托吉牌黑雪茄。他牙齿发黑而且很不规则，眼睛也有点怪。左眼皮一抽一抽的，垂下来，然后猛地往上一跳，简直就像一幅窗帘，有人站在医生的头脑中玩拉窗帘绳的游戏。

医生挺喜欢乔治·威拉德这孩子。这是乔治到《温斯堡鹰报》工作了一年之后的事，他们的相识完全是由医生一手促成。

向晚时分，《温斯堡鹰报》的老板兼总编威尔·亨德森去汤姆·威利的酒馆喝酒。他顺着一条小巷悄悄从酒馆后门溜进去，然后开始喝一种掺了苏打水的黑刺李杜松子酒。威尔·亨德森是个好色之徒，已经四十五岁了。他幻想这种酒会重新唤醒他体内的青春。他跟很多好色之徒一样，喜欢谈论女人。他可以花上一个小时跟汤姆·威利聊些闲言碎语。酒馆老板身材矮小，肩膀宽阔，手上有种特殊的印记。那种火焰一般的胎记有时会染红男人或女人的脸，汤姆·威利的手指和手背被这种红色浸透了。他站在柜台旁边跟威尔·亨德森说话时，两手搓来搓去。好像他越激动，手指的红色就越深。那双手似乎在血里浸过，现在血干了，颜色也退了。

威尔·亨德森站在吧台旁看着那双红手谈论女人时，他的助手乔治·威拉德正坐在《温斯堡鹰报》办公室倾听帕斯瓦尔医生谈话。

威尔·亨德森一消失，帕斯瓦尔医生立刻就到了。你也许会觉得医生始终在你办公室窗口监视着，看着总编走进小巷。他从前门走进来，自己找把椅子，点上一支斯托吉牌雪茄，跷起腿开始谈起来。他好像一心要说服这小伙子接受一种他自己都界定不清的行为准则。

“如果你睁大眼睛，就会发现我虽然自称医生，却没几个病人来找。”他开始了，“事出有因。这并非偶然，也不是因为我医术不及这儿其他任何人。我不想让病人来。原因么，你瞧，并非显而易见。真正的问题出在我的个性上。如果你仔细琢磨过，会发现我的个性中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呢，我也不知道。我也许应该保持沉默，这样在你眼中我会更值得信任些。我渴望让你钦佩我，这是真心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我告诉你这些的原因。很可笑，是吗？”

有时医生会滔滔不绝地讲一大通自己的故事。威拉德觉得这些故事既真实又有意义。他开始真心钦佩起这个不修边幅的胖子来。下午，威尔·亨德森一走，他就急切地盼望医生过来。

帕斯瓦尔医生在温斯堡已经生活了五年光景。他从芝加哥来，到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跟行李员艾伯特·朗沃思打了一架。打架的起因是一只箱子，最后以医生被扣到乡村拘留所收场。获释后他在主街尽头一家修鞋店的楼上租了间屋子，挂出牌子宣称自己是医生。虽然来找他的病人寥寥无几，而且都是付不起钱的穷人，可他好像挺有钱似的。他就睡在脏得没法说的诊所里面，吃饭就去火车站对面那栋小木楼里的比夫·卡特饭馆。夏天，饭馆里到处是苍蝇，比夫·卡特的白围裙比他的地板还脏。帕斯瓦尔医生并不在乎这些。他昂首阔步地走进饭馆，在柜台上放下二十美分。“你们想给我做什么都行，”他大笑着说，“就做你们卖不出去的东西吧。我不在乎这个。我是个特别的人，你知道。我干吗要关心自己吃什么呢。”

帕斯瓦尔医生给乔治·威拉德讲的故事往往不知所起，亦没有结局。有时这小伙子觉得，这一切全是虚构出来的，是一大堆谎言。接下来他又一次相信这些东西里含有某种真谛。

“我从前是个记者，跟你现在一样。”帕斯瓦尔医生又开讲了，“那是在衣阿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或者在伊利诺伊州？我记不清楚了，反正也无所谓。也许我想隐瞒自己的身份，不想说得那么清楚。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我什么也不干，可是却有钱应付花销？我来这儿之前也许偷过一大笔钱，或者介入过一起凶杀案。这里面还是有东西值得琢磨的，对吗？你要真是个聪明的记者，就应该留意我。芝加哥有个叫克罗宁的医生被谋杀了。你听说过这件事吗？有人将他杀害以后装进一个箱子里。大清早他们穿过城区把箱子运出去。箱子搁在一辆快运马车的顶上，他们坐在车上跟没事人一般。他们穿过静悄悄的街道时人们都在睡觉。太阳刚刚照在湖面上。真有意思，想想他们抽着烟、聊着天赶路，就跟我现在这样无动于衷。也许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呢。那样事情会出现奇特的转折，你说对吗？”接着帕斯瓦尔医生又讲起了他的故事：“嗯，不管怎么说，我在那边当记者跟你在这边一样，到处跑，最后抓住点小事发表出来。我妈妈很穷。她给人家洗衣服。她的梦想是让我当上长老会的牧师，我就是冲这个去读书的。

“我父亲疯了很多年。他住在俄亥俄戴顿的一家疯人院里。你瞧，我把什么都讲出来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俄亥俄，就是这个俄亥俄。如果你曾有意调查我，这就是条线索。

“我想讲讲我哥哥。最重要的目的是这个。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我哥哥是铁路上的油漆工，在四大干线上找了份工作。你知道，俄亥俄的铁路打这儿过，他跟另外几个人住在一节货车厢里，他们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给铁路上的资产涂漆——扳道器、交叉路口的栅栏、桥梁以及车站。

“四大干线把车站全涂成那种令人恶心的橘红色。我多么厌恶那种颜色啊！我哥哥身上总是沾满那种颜色的油漆。发工资的日子，他老去喝酒，回家时就穿着一身沾满油漆的衣服，带着钱。他从不把钱交给妈妈，而是摞成一摞放在我们厨房的桌子上。

“他穿着那身沾满让人恶心的橘红色油漆的衣服在屋里走来走去。我现在都能看见那个情景。我母亲长得又瘦又小，有一双忧伤的红眼睛，她从后面的小棚里走进屋子。就在那间棚子里，她整天坐在洗衣盆前搓洗别人的脏衣服。她走进来，然后站在桌子旁边，用那条沾满肥皂沫的围裙擦擦眼睛。

“‘不要动它！绝对不要碰这钱！’我哥哥怒吼着说，然后自己拿出五元或者十元踉跄着去了酒馆。等花完了带走的钱他就又回来拿。他从不给我母亲一分钱，就那样待在家里一点一点地把钱全都花完，然后又回到铁路油漆班去干活。他走了以后，就开始往家里寄东西，都是些杂货之类的。有时会送给母亲一件衣服或者送给我一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