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

温斯堡考利父子杂货店的后面有个木板搭的刺果似的棚子，少东家埃尔默坐在里面的箱子上，从那个位置透过一扇脏乎乎的窗子可以看见《温斯堡鹰报》的印刷所。埃尔默正在穿新鞋带。鞋带并不那么容易穿进去，他只好把鞋脱下来。他拿着鞋坐在那里，看着一只袜子脚后跟处的一个大洞。后来，他猛然一抬头，发现温斯堡唯一的新闻记者乔治·威拉德站在印刷所后门，神情恍惚地望着周围。“好啊，好啊，又有什么事了！”埃尔默手里拎着鞋子，一边大声嚷嚷，一边跳起来从窗口溜走了。

一团红晕涌上埃尔默·考利的脸，他的手开始发抖。考利父子店里，一个犹太旅行推销员正倚着柜台跟他父亲说话。他猜想记者会听到他们说的话，这个想法让他怒不可遏。他手里仍然拎着一只鞋子，站在木棚的一个角落里，用那只穿着袜子的脚跺着木地板。

考利父子店没有对着温斯堡主街。它的前门朝着莫米街，街那边是沃伊特货车店和一个供农民的马临时栖身的棚子。杂货店旁边是主街店铺背后的小巷，整天有送货车和运货马车把货物运进送出。这家杂货店本身不好描述。威尔·亨德森有一次曾说它什么都出售又什么都不出售。面向莫米街的橱窗里竖着有苹果桶那么大的一块煤，表示这里也代购煤，在黑乎乎的大煤块旁边的木架上搁着三蜂房蜂蜜，颜色已经发褐，脏乎乎的。

橱窗里的蜂蜜已经摆了六个月。蜂蜜是用来出售的，就像衣服架子，申请过专利的吊带扣，漆屋顶的罐装油漆，治疗风湿病的瓶装药，还有咖啡代用品，这些东西陪伴着蜂蜜，全心全意耐心地等着为大家服务。

埃比尼泽·考利是个瘦高个，看着像没洗过脸，站在店里听这个旅行推销员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瘦骨嶙峋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粉瘤，一部分被灰色的胡须盖住了。他穿着一件长长的“阿尔伯特亲王”式外套，这件衣服当初是买来当结婚礼服用的。在成为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农民。结婚之后，他会在星期六下午穿着这件外套去城里采购，星期天再穿它去教堂。后来他卖了地做了商人，几乎天天穿这件外套。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已经变成暗褐色，沾满了油渍，但是埃比尼泽总觉得穿着它显得衣冠楚楚，可以在城里好好表现一天。

作为一个商人，埃比尼泽的生活并不幸福，当农民时也一样。然而他照样活着。他全家，包括一个叫梅布尔的女儿和这个儿子，跟他一起住在杂货店楼上的房间里，生活费用也花不了多少钱。他的问题不在钱财上。作为一个商人，他的不幸在于，每当推销员带着货品上门来推销时他就感到害怕。他站在柜台后面摇着脑袋，一是害怕如果固执地拒绝买进，会再一次丧失卖出的机会，二是害怕不够固执，一时顶不住，买下卖不出去的东西。

埃尔默·考利从店里看到乔治·威拉德站在印刷所后门口显然在偷听的那个早晨，一种总是能激怒他的情形又出现了。推销员在讲，埃比尼泽在听，后者浑身上下都散发出犹豫不决的气息。“你瞧它别起来多么利索。”推销员说，他正在推销一种代替领扣的小而扁平的金属夹。他用一只手迅速解开衬衣领子，然后又用金属夹别住。他装出一种巴结诱哄的腔调。“我告诉你吧，人们很快就不会再用愚蠢的领扣了。你可以借这种变化来发一笔财。我让你在城里独家经销。你买二十打这种领夹，我就不去找别的商店了。我把这块生意留给你。”

推销员趴在柜台上，用手指弹着埃比尼泽的胸脯。“这是个机会，我希望你抓住，”他怂恿道，“我一个朋友跟我提起过你。去找找那个叫考利的人，’他说，‘他是个能办事的。’”

推销员不说话了，等着答复。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本账簿开始写订单。埃尔默·考利手里仍然拎着那只鞋子穿过店铺，从这两个专心致志的人身边经过，走到靠近前门的一个玻璃柜旁。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支廉价手枪左右挥舞。“你给我滚出去！”他尖叫着说，“我们这儿什么领夹都不要。”他有了一个主意。“听着，我这不是恐吓你，”他补充道，“我没说要打你。没准儿从柜子里取出枪只是想看看。不过你最好还是出去。不错，先生，我会这样说。你最好还是赶快拿上你的东西滚吧。”

小掌柜的声音慢慢大起来，最后他尖叫一声，走到柜台后面朝那两个人冲过去。“我们一直在这儿当傻瓜！”他喊道，“我们什么货都不进了，除非能卖出去！我们不会继续古怪下去，免得别人张望和偷听。你滚出去吧！”

推销员走了。他把领夹样品从柜台上卷进黑皮包里就跑。他是个长了罗圈腿的小矮个，跑得很不雅观。那只黑包撞了下门，他踉跄了下扑倒了。“简直疯了，他简直是——疯了！”他从人行道上爬起来，气急败坏地说着连忙跑了。

杂货店里埃尔默·考利和父亲面面相觑。这时他愤怒的直接对象已经跑了，年轻人有些不知所措。“嗯，我故意这样。我想我们也古怪得够久了。”他说着走到玻璃柜前把枪放回去。他坐到一只桶上把提了很久的鞋子穿上系紧。他等着父亲说几句谅解的话，可埃比尼泽一开口又激起了儿子的怒火，这个年轻人没有回答，跑出了商店。老生意人用他又长又脏的手指抹了把灰白的胡子，以面对推销员时那种游移不定的眼神看着儿子。“我要被浆硬了，”他轻声说，“哎呀，哎呀，我要被冲洗、烫熨、浆硬了！”

埃尔默·考利走出温斯堡，沿着一条与铁路平行的乡村公路往前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或者想干什么。公路突然拐向右边，然后从铁路底下穿过去，形成了一处有顶盖的凹陷，他走到这里站住，这时，让他在商店里突然爆发的那股激情重新找到了发泄的时机。“我再也不能古里古怪了，不能再当别人偷看和偷听的对象，”他大声说，“我要跟别人一样。我要让乔治·威拉德瞧瞧。他会明白的。我要让他看看！”

这个心烦意乱的年轻人站在路中间回头望着小城。他并不了解记者乔治·威拉德，对这个在城里到处采访的高个小伙子并没有什么特殊感情。在这个年轻商人的意识里，乔治在《温斯堡鹰报》办公室和印刷所只不过代表了某种东西而已。他认为这个来来回回从考利父子店前经过的小伙子，这个在街上停下来跟人说话的小伙子，肯定还惦记着他，并且可能正在嘲笑他。他觉得乔治·威拉德属于这个小城，代表这个小城，身上体现着小城的精神。埃尔默·考利不相信乔治·威拉德也有烦恼的日子，不相信那些模糊的渴望和隐秘的、莫可名状的欲望也会来找他。难道他不代表公众舆论，而温斯堡的公众舆论没有指责过考利父子很古怪吗？难道他没有吹着口哨大笑着从主街上走过吗？难道打击了他这个人不就打击了更大的敌人——那微笑着、我行我素的东西——温斯堡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