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糖水

我漫不经心地坐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上。那里有几个举止古怪的人，显然是小偷。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只要你用眼神示意你已猜到了他的身份，小偷就决不会近前。每次目光相对时，他反而会做出一副熟识的表情向这里张望。这里的生活究竟是艰辛还是怡然自得，我实在是不得而知。这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在花坛边坐下，注视着鸽子和卖鸽食的老妇人。她看起来不像有什么心事，只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事实：今天一天待在这里卖鸽食。这像极了我的心情。

广场那头是刷着粉红色墙壁的总统府。在电影《贝隆夫人》中，麦当娜就是在那里唱的歌吗？我怎么会去看那样一部电影的呢？想到这里，我又进入了回忆之中。那个雨夜，我在起居室里看借来的电影录像带。无聊的片子放到一半时，他回来了。说是伞被风吹坏，右半身都湿透了。于是我拿来毛巾，像擦拭小猫、小狗一样在他头上、身上胡乱抹了一通，然后又在沙发上躺下。雨的气息跟随他进入房间，并扩散开来。窗户上晶莹剔透的雨珠不断流淌下来，马路淹没在一片黑暗之中，静悄悄地被雨打湿。一个平凡如常的夜晚。他泡了一杯热咖啡，把杯子递到我手里。那只杯子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俩在附近一家古董店买到的。记得去那里的小路蜿蜒曲折，路边盛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阳光照耀下的路面白花花一片，宛如置身于天堂。橘黄色、黄色、粉红色的小花，还有嫩绿的小草在风中摇曳。回忆是如此之多，就像在窥看一对相互映照的前后镜。两人的历史中有着近乎无限的小小的宽广世界，而今，我处在与之割裂的世界里。

我来看望一位住在这里的朋友。

这个朋友在学跳探戈时，和她的阿根廷舞蹈老师坠入情网，并结了婚。现在，她也给从日本来的游客做做导游，虽说并不是正式的，却也挺忙。她说，行程结束时会从客人们那里得到一些小费作为报酬。她先生陪学生们到外地公演去了，我便住到了她家里。她白天要做导游，直到晚上才回来，所以我每天白天都在外面闲逛。要是一直都能这样无拘无束、快活自在该多好。尤其是她家所在的瑞科莱塔地区绿化非常好，光是出来散步就让人心旷神怡。为了使自己摆脱思考，我一个劲地闷头走路，直到腿脚无力，大脑一片空白，这才感觉找回了往日的自己。到了晚上，只喝一点点葡萄酒便倒头睡去。

这样才好，现在这样最好。躺在别人家不太舒适的沙发床上，听着陌生城市里的陌生声音，我每晚都这么想。我能做的只有静静等待，因为除此以外无计可施。如同野生动物舔舐着伤口，在暗处静候发烫的身体痊愈那样。我想，在我心态逐渐恢复，能够大口呼吸、正常思维之前，这样是最好不过的了。

“今天五月广场上两点开始有戴白头巾的母亲们游行哦。”朋友早晨出门时告诉我，“虽说看过之后心情有点压抑，可每次都会有很多感慨。真的，特别多。也会想起国内的父母来。游行发起也没多久，你看了就知道了。”

于是我磨磨蹭蹭地来看游行。到了没多大会儿，头戴白色头巾的母亲们或者说是老奶奶们更为恰当些稀稀拉拉地开始聚集起来，此外还有采访的记者以及警察的身影。阴郁的天空下，总统府的粉红色墙壁看上去模糊不清，像是添加了牛血的颜色。成百上千只鸽子腾空而起，那十几个头戴白巾的老奶奶开始绕着广场缓步游行。队伍中也有老爷爷，似乎还有他们的亲属。老奶奶们胸前挂着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有年轻小伙子的笑脸，也有盛装的姑娘，每副表情都如此平凡而可爱，让人无法想象他们卷入了一场那么恐怖的事件中。

“你是从日本来的吗？”旁边一位日本人模样的大婶用日语问我。

“是的。”

“我移民到这里之后住在郊外。当时真是吓人呢，突然间就变成了军事统治，之前有点左翼思想的学生啊，贝隆[1]一派的人啊，好多都不见了，有的只是因为出来抗议示威一下，就再也没回来过。”

虽说一看大婶就是个日本人，但无论服装、表情还是化妆上的细节，都表明她已经离开日本很久了。

“我在电影里也看到过。”

我怎么会看那样一部令人发指的影片的呢？被抓走的学生们半裸着被绑到一起，遭受奸污，被水枪喷射，被蒙上眼睛撂在路边。现在正走在面前这个广场上的他们的父母，那时尽管忧心忡忡，尽管彻夜难眠，却依旧要在原来的家中生活下去。在此期间，他们身上一定永久性地丧失掉了某种重要的感觉。在死去的孩子们失去了人生的同时，他们体内也一定失去了什么。

“半夜里有军用大卡车开到我们家附近的树林里来，我们全家都吓得不敢出门。不一会儿就听见震耳的枪声，还有叫喊声、呻吟声。后来又来了辆大车，接着就静下来了。第二天早晨去树林一看，好多血迹。就这样，有三万人都不见了。”大婶继续说。

我默默点点头，注视着游行的队伍。

感觉鸽子、小偷、移民大婶以及游客们都是不由自主来到这里的。绕广场游行的白头巾母亲们似乎已不再指望孩子们归来。或许，她们只是希望能够把对人生的无奈和焦虑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她们只是不愿意让往事就这样被湮没在不由自主的时间当中。但见那些已是奶奶年纪的妇人胸前挂着女儿或儿子的照片相互聊着，这一幕反而更加真实。我想，大概世事就是如此吧，这就是时间流逝的力量，这就是悲哀本身的色彩啊。

悲哀决不可能痊愈，只会给人淡化的假象聊作抚慰而已。与这些父母相比，我的悲哀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没有来由，没有这种无处申诉的哀痛的支撑，我的悲伤只是若有若无地掠过心头。可是，并没有哪一方更伟大或更深刻，我们大家都是同等地站在这个广场上。

我想象着：某个清晨，像往常一样，年少任性的儿子匆匆抿了口咖啡，瘦弱的他穿着那条心爱的牛仔裤出门去学校。在母亲眼中，今天的他与自儿时起的他并无不同。记忆从此理所当然地全部定格在了那一瞬间的背影上。母亲不知道儿子去参加示威活动，或许他也只不过是陪朋友去而已，就这样一去再无消息。这是怎样一种心情？直到军事政变的那场狂风暴雨结束为止，那一切对谁都无法明说。谁都战战兢兢，谁都不肯帮忙。在铺天盖地的坏消息中东奔西走，听不到一个好消息。幸运地从收容所回来的那些人都极度惊恐，描述的情景让人毛骨悚然……这一切对于那时同为高中生的我来说，听来是那么的遥远。但它并非远在印加帝国时代或是二战时期，它发生的时候，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的我还住在父母家里，明里暗里跟父母较着劲，常常彻夜不归。就是那个时候，它就那样惊天动地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