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合

我想起杰克·伦敦的一个老故事，主人公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准备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

《山岭与平原》，哈瓦那，1961年。

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不过我们至少不用再坐那该死的破船，忍受呕吐、风吹浪打、潮湿的饼干渣，忍受机枪和唾沫这些恶心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剩下一点儿干燥的烟叶，这全靠路易斯（他不叫路易斯，但我们都发誓忘掉自己的名字直到那一天到来）的好主意。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装茶叶的铁皮盒子，仿佛那里面装满了蝎子似的。在那倒霉的船上可没法抽烟，更别提来口朗姆酒，船像只喝醉的海龟似的摇摆了五天，在北风无情的折磨下奋力抗争。海水一浪接一浪，我们不停地向外舀水，手磨破了，我那见鬼的哮喘也犯了，一半的人都生了病，弯着腰吐个没完，像是就要从中间折断。到第二天夜里，在吐出绿色的胆汁后，连路易斯也笑不出来了，再加上向北看不见克鲁斯岬的灯塔，我们陷入了一场超出所有人预计的灾难。如果这也能称为一次登陆远征，真能让人难过得继续呕吐下去。总之，只要能摆脱那艘船就好，无论在陆地上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我们早知道是什么，所以无所谓，哪怕是挑选了最糟的时刻，哪怕是侦察机嗖嗖地飞过却拿它毫无办法，甚至跋涉在沼泽里（或者是别的什么鬼地方，反正水直没到肋骨），寻找着红树林间泥泞的草木丛作掩护，而我像一个傻瓜似的靠着肾上腺素喷雾器才能前进，罗伯特帮忙扛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减轻我在沼泽跋涉的负担（假如这真是沼泽的话，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或许我们已经搞错了方向，登上的不是陆地而是距岛屿二十海里海中的一个烂泥礁……）；就这样，心里疑惑，嘴上更悲观，从思维到行动一直乱作一团，无法解释的愉悦和怒气混在一起，愤怒是冲着那些飞机强加给我们的苦日子，在公路的另一边等待我们的埋伏——如果我们真能到达的话，如果我们真是在海岸的沼泽里，而不是像傻子一样在泥巴的马戏场里转圈，一败涂地，成为那只狒狒在他王宫里的笑料。

没有人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靠丛林间的空地计算时间，从那里经过的时候随时会被打成筛子。我听见左面传来一声惨叫，很远，我猜是罗格（现在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对着他长眠在藤本植物和蟾蜍之间的可怜的骨骸）。如今预定的计划里只剩下最后的目的地，到达山区和路易斯会合，如果他也能赶到的话；其余部分都随着北风、匆忙登陆以及沼泽一道灰飞烟灭了；不过我们应该公正地评判，有些事情正在同步完成：敌机的追杀。这在计划之中，甚至有意促成，果然如愿以偿。因此，虽然罗格的哀号还冲击着耳畔，凭着自己恶意地理解世界的方式，我还能笑了笑（这下愈发喘不过气来，罗伯特接过斯普林菲尔德步枪，让我能腾出手来嗅吸肾上腺素，由于几乎是擦着水面，吸进去的更多的是泥浆），因为如果敌机在这里就说明我们没有搞错海滩，顶多是偏差了几海里，但公路一定就在丛林后面，再往后是一马平川，北面便是最近的山丘。很可笑，是敌人在空中为我们确认了登陆的方位。

天知道过了多久，入夜的时候我们六个人来到几棵瘦削的树下，第一次踏上近乎干燥的地面，嚼着潮湿的烟叶和几片糟糕的饼干。路易斯、保罗、卢卡斯都没有消息；失散了，也许死了，起码是和我们一样迷了路，浑身湿透。但我高兴的是，在这场海陆兼程的旅途终点，自己的一些想法渐渐清晰起来；而死亡，从未如此真实，不再是密林深沼中一颗偶然的子弹，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精确操作，出于天衣无缝的精心策划。军队应该已经控制了公路，将沼泽重重包围，等待目标三三两两地出现，而我们已经被污泥、害虫和饥饿折磨得精疲力竭。现在一切都再明白不过，各方位了如指掌，我觉得很可笑，在临近尾声的时候自己竟然这么活跃，这么清醒。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在罗伯特耳边念几句“老班丘”的诗，来逗他发火，他最烦这个。“希望至少能从泥巴里钻出来。”“中尉”抱怨着。“或者能抽上真正的烟。”（某人说道，还在更左边，我不知道是谁，他在天亮的时候不见了。）垂死前的布置：安排哨兵，轮流睡觉，嚼烟叶，吮吸着像海绵般膨胀的饼干。没人提到路易斯，害怕他被杀的恐惧是我们唯一真正的敌人。比起围追堵截、武器的匮乏或脚上的溃烂，他的死讯一旦证实那才是致命的打击。我知道自己在罗伯特守夜的时候睡了一会儿，但那之前我在想，猝然间接受路易斯被杀的可能性将使这些天里我们所做的一切变得无比荒唐。这种荒唐还要以某种形式进行到底，或许会迎来最终的胜利，这场荒唐的游戏甚至离谱到事先向敌人预告我们的登陆，但却从未考虑过失去路易斯的可能。我记得自己还想到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地又一次与路易斯会合，到了那时候游戏才真正开始，这场必需的、放纵而危险的浪漫主义行动才得以救赎。入睡之前我眼前仿佛有异象浮现：路易斯倚在一棵树旁，被我们所有人围着，双手缓缓地伸向自己的脸，像揭下一张面具似的撕了下来。他用手捧着脸，走近他的弟弟保罗、我、“中尉”、罗格，表情像是要我们收下，要我们戴上。然而所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我也拒绝了，微笑着直到流出眼泪，于是路易斯又把脸戴了回去，他耸耸肩，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这时我在他身上看见无尽的疲倦。按专业术语来说，这属于浅睡眠和发烧造成的幻觉，很容易解释。但如果路易斯真的在登陆中被杀了，现在该由谁来戴着他的脸上山呢？我们所有人都会努力上山，但没有人戴他的脸，没有人能够或愿意接手路易斯的脸。“王储，”我半睡半醒中想着，“但是早就没有什么王储了，这谁都知道。”

尽管我讲的这些发生在过去，但那些片断和时刻在记忆里如此活灵活现，以至于只能用现在时态来讲述，就像再一次仰面躺在丛林中，紧挨着荫庇我们的树木，免得暴露在天空下。那是第三夜，那一天的黎明时分我们冒着吉普车加霰弹的攻击越过了公路。现在我们要等到另一个黎明，因为我们的向导被杀，我们仍然迷路，需要找一位老乡带我们买些食物。说到买我忍不住要笑，一笑又喘不过气来，不过在这件事上跟别的事一样，谁也不会违背路易斯的命令，食物要付钱，还要解释我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罗伯特苦着脸，在山冈废弃的茅屋里，在盘子下面留下五比索，换来我们找到的一点点食物，味道好极了，好像利兹饭店的佳肴——如果在那种地方真能吃得好的话。我烧得很厉害，倒是不喘了，正所谓祸兮福所倚，但我一想起罗伯特在空屋里留下五比索时的脸色就笑得喘不过气来，心里一个劲儿骂自己。该睡上一会儿，廷蒂站岗，小伙子们互相靠着休息，我离得远些，因为我察觉到自己的咳嗽和胸膛的呼啸让他们厌烦，另外我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在夜里有两三次，我拿叶子编成屏障，脸伏在下面，慢慢点着烟叶，找回一点儿活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