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手记（第2/3页）

我在这里再次引用杜鲁门《致变色龙的音乐》前言里的接后几行文字吧：

……1977年9月，我的确停止了《应许的祈祷》的写作。不过，这与该作已发表选篇所引发的公众反应并无关系。我中止写作，是因为自己陷入了一大堆的麻烦之中：同一时间里遭遇到创作危机和个人危机。鉴于后者跟前者并无关系，或关系甚微，所以在此仅需谈谈创作方面的紊乱。

此时此刻，虽然这是场折磨，我却很高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毕竟，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于写作的领悟，我对于生活与艺术及其二者平衡关系的态度，以及我对于何为真实与何为真正的真实之间异同的理解。

首先，我觉得大多数的作家，甚至是最优秀的作家，都存在写得太多的问题。我倾向于少写。简明，清澈，如一条乡间小溪。但我感觉自己过去的写作越来越过于厚重，我常常花三页纸的篇幅才取得仅需一段文字就能达到的效果。我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已写就的《应许的祈祷》的所有篇章，我开始疑惑丛生——并非是怀疑写作的材料或我的写作方法，而是文字本身的质感。我重读《冷血》，也是这同样的反应：其中太多的地方，我都未尽自己所能，没能将其潜势完全传递出来。慢慢地，但带着越来越急迫的警觉，我读完了自己曾发表过的每一个文字，这时我确定，在我写作生涯中，我从不曾——一次也没有过——将材料所蕴含的能量及其令人震颤的美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甚至就算是不错的文章，我发现自己写作才能的发挥也从不曾超过一半，有时仅只三分之一。为什么呢？

数个月的冥思所得出的答案简单却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无疑，这并不能让我的沮丧减轻一分；相反，却是加重了这种沮丧。因为，这答案引出来了一个显然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不能解决此问题，我也就可以放弃写作了。这个问题便是：一个作家，如何才能成功地在某个单一形式中——譬如短篇小说——融汇他所掌握的所有其他写作形式？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常常亮度不足的原因；电压在那里，我却将自己囿于当下我正运用的那一种文体形式的相应技巧，而非充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各式写作技巧——所有那些我从电影脚本、戏剧、报告文学、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学来的技巧。一个作家理应在同一块调色板上，综合调制他力之能及的所有色彩、所有才华（而且，在合适的情况下，对它们同时加以运用）。但何以做到这一点呢？

我又回到《应许的祈祷》的创作中。我去除一章[3]，改写另外两章。[4]我取得了改善，确确实实的改善。然而事实却是，我不得不回到幼儿园去。于此，我再次押下一个令人憎恶的赌注！不过我却非常兴奋；我感觉有一个看不见的太阳在我头顶照耀。只是，我初始的这些实验还显得笨拙。我真切地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手里拿着一盒彩色蜡笔的小孩。

遗憾的是，上面两个摘录片段中，杜鲁门所说的一些东西却不能照单全收。例如，在作者死后，尽管他的律师与文学遗嘱执行人艾伦·施瓦茨、他的传记作者杰拉尔德·克拉克以及我本人彻底清理过他所有的财物，但他所提及的信件、日记或是日志，几乎一件也不曾见着。[5]（这尤其能证明他撒谎，因为杜鲁门是个敛物狂；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会保存下来，也没缘由会毁掉这些文件资料。）此外，关于《严重有辱智商》，或者他在前言中宣称首先写就的该书最后一章，也没见任何证据。（最后一章题名“神父弗拉纳根之通宵黑鬼娘娘洁食咖啡馆”；另外的篇章，他在跟我和别的人交谈中时不时提及的其他章节还有“游艇及其他”和关于好莱坞的一章“奥德丽·怀尔德唱歌了”。）

1976年之后，杜鲁门与我的关系逐渐恶化。我隐约感觉，这始于他意识到我不赞成他在《时尚先生》上分次发表那些文章是对的，尽管我自然是从不曾指责过他。他也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写作才能的衰竭，又害怕我的评判会太过严厉。此外，他肯定也为《应许的祈祷》进展缓慢而感到内疚和紧张不安。最后的几年里，在关于这部小说进展的问题上，他似乎着意在糊弄我和其他好友，而且甚至包括一般公众；至少有两次他对访谈者宣称刚刚完成书稿，并已交由兰登书屋，六个月内便将出版。之后，我们的公关部和我就会接到铺天盖地的电话。对于这些电话，我们只能回答说还没见着书稿。很显然，杜鲁门肯定是焦灼万分了。

侵蚀我们关系的最后一个因素是1977年以来，杜鲁门越来越依赖于酒精和毒品。如今，我终于意识到，那时我本应对他所处的困境给予更多的同情；可是，我却只看到才华如何被浪费，看到他自欺欺人的行为，看到无尽的散漫与混乱，看到他常常凌晨一点打电话来是如何的不可理喻——最根本的是，我自私地为自己失去了这位诙谐、喜欢恶作剧、十六年来一直相处愉快的同伴而深感懊丧，却对于他日益加重的痛苦少有关切。

关于《应许的祈祷》丢失的三章有三种推测。第一种推测是，手稿已经完成，要么是藏于某处的保险箱里，要么是被某位前任恋人出于恶意或为求谋利而握在手中，或者甚至是——最近有传言——杜鲁门将手稿放在了洛杉矶灰狗公共汽车站的一个储物柜里。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些脚本也益愈显得不足为信。

第二种推测是，1979年《凯特·麦克劳德》发表后，这本书杜鲁门压根儿没再写一行字，部分也许是因为他被公众——以及私人朋友——对于那些章节的反应所击垮，部分也许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企及当初为自己设定的普鲁斯特水准。这一说法最具说服力，其理由至少有一点：杰克·邓菲——杜鲁门最好的朋友、三十多年的伙伴——也这么认为。不过，杜鲁门极少跟杰克讨论他的作品。而且最后一些年里，他们更多时间是各行其是，很少在一起。

第三种推测——对此，我有保留地持赞同意见——杜鲁门实际上的确写了至少上面所提及篇章的部分内容（很可能是“严重有辱智商”和“神父弗拉纳根之通宵黑鬼娘娘洁食咖啡馆”），但在1980年代初期的某个时刻，故意又把它们毁了。对这一说法有利的是，至少有四位杜鲁门的朋友声称读过（或听作者向他们朗读过）本书中三章之外的一章或两章。当然，他也曾让我确信还有更多的手稿存在；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里——当时他因为毒品或酒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常常几近于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他在午餐时无数次和我极其详细地谈起四个丢失章目里的内容。讨论之细致，甚至于他每每引用的同一人物对白总是一字不差，尽管我们的讨论会相隔数月甚至数年之久。事情通常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当我问他讨要我们所讨论的篇章时，他会答应说隔天就寄来。到这天天黑，我给他打电话，杜鲁门又总说正重新打印，周一就寄过来；到周一下午，他的电话再无人接听，而且他也会消失一个星期或是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