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那是一九七一年……

那年我13岁。那是个大日子。我低头看着经卷，拿着一根银色的教棒。教棒的末端做成了一个手的样子。我诵读着那古拉的经卷，尚未变声的嗓子显得有点刺耳。

前排坐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他们后面坐的是亲朋，好友，还有同学。

看着书，我默默告诫自己。不要搞砸了。

我又诵读了一会儿。我读得还不错。读完后，周围的一圈人过来和我握手，我的掌心湿漉漉的。他们小声用犹太语说着“祝贺你”——然后我转身，走过长长的讲坛，走到穿着长袍的“大先生”站着等我的地方。

他低下头，透过眼镜片看着我。他示意我坐下。那椅子看上去巨大无比。我看到了他的祈祷书。里面夹满了各种各样的剪报。我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他的私人洞穴里。他大声唱了起来，我紧跟着他也大声唱——非常大声，因为这样他就不会感觉我在偷懒了——但我的身体其实是在发抖。我已经完成了受诫礼仪式的规定部分，但接下来的才是真正让人不安的：和拉比的对话。这是没有办法事先准备的。需要随机应变。因为这是即兴发挥的。最糟糕的是，你必须站在他旁边。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逃走。

祷告结束之后，我站起来。我的个子还没讲坛高，下面的一些观众侧着身子才能看到我。

“大先生”说：“好了，年轻人，告诉我们你感觉怎么样？放松了？”

嗯，我嘟囔着。

我听到观众席上人们的窃笑。

“几个星期前我们谈话的时候，我问过你觉得你的父母如何。你还记得么？”

记得一点，我说。

更多的笑声。

“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很完美，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回答的吗？”

我僵住了，说不出话来。

“你说他们并不完美，但是……”

他朝我点点头。说吧，往下说。

但他们不需要改进？我试探道。

“但他们不需要改进。”他肯定我的回答，“这个回答非常有见地。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更多笑声传来。

“这说明你愿意接受人本来的面目。没有人是完美的。就算是老爸和老妈也不例外。那是可以接受的。”

他微笑着把双手放在我头上，并背诵起一段祝福的经文：“愿主的容颜照耀着你……”

就这样，我被祝福了，上帝照耀着我。

我心里却在疑惑着：这意味着我要做得更多，还是可以少一点呢？

亨利的故事

就宗教意义而言，我在那个时候“成人”了。差不多同时，亨利成了一个罪犯。

最初，他偷汽车。大哥撬锁，他帮着望风。接着，他开始偷钱夹，偷商店里的东西，地点以超市为主，他把偷来的猪排、香肠之类藏在肥大的裤子和衣服里。

上学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同龄的孩子们在打橄榄球或参加毕业舞会的时候，亨利在实施暴力抢劫。年轻的，年老的，白人，黑人，都无所谓。他挥舞着手枪，要他们把现金、皮夹和珠宝交出来。

一年年过去。亨利结下了不少仇人。1976年秋天，在同一个街区混的另一个家伙把他扯进了一宗谋杀案的调查中。那家伙跟警察说亨利是凶手。后来，他又改口说是其他人干的。

警察来询问亨利的时候，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六年级、但时年已经十九岁的亨利自作聪明地以为可以借此报复对头，并从警察那里捞到一笔五千美金的奖赏。

所以，他没有实话实说，说自己“毫不知情”，或者是“我并没有在现场”，他开始胡吹，编造了有什么人在现场，做了什么事情。他撒了一个又一个谎。他说他自己也在现场，但不是个参与者。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事实上，他再蠢不过了。他扯的谎最终把他自己送进了监狱——陪着那个家伙——罪名是过失杀人。那个家伙在法庭上被判有罪，要蹲二十五年监狱。亨利的律师马上建议他主动认罪，这样可以减刑。七年。认命吧。

亨利垮了。七年？为了他并没有犯下的罪行？

“我该怎么办呢？”他问他妈。

“七比二十五少，”她说。

他忍住眼泪，接受了法院的判决，被铐上手铐带走了。

在去监狱的车上，亨利诅咒着那不公的判决。但他没有计算如果他因为做过的那些坏事被抓，他会被判上几年。他满怀着怒气和不满，发誓等出了监狱，要把失去的给补回来。

我们失去的……

此刻是2003年夏天，我们在厨房里。他的妻子萨拉已经剥开了一个柚子。“大先生”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红色袜子和凉鞋——对他这样的穿着打扮，我已不再感到惊奇。他端过盘子。

他说：“来，吃一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不饿吗？”

一点点就够了。

“这对你身体有好处。”

我吃了一片。

“喜欢吗？”

我转了转眼睛。他学我的样子也转了转眼睛。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还在拜访他，因为三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有人提出要你帮忙写悼词，你一定以为所悼之人离死不远了。

但我发现“大先生”就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暴风雨来了，树干弯曲了，但就是折不断。这些年来，他得过霍奇金氏症[24]，肺炎，心跳不规律，还经历了一次小中风，但他都扛过来了。

最近这些日子，为了让他八十五岁的老身子骨还能正常运作，他不得不吃很多药，包括治疗癫痫的狄兰汀（Dilantin），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洛汀新（Vasotec）和倍他乐克（Toprol）。最近，他还发了一次带状疱疹。就在我的这次拜访前不久他还摔了一跤，导致肋骨骨折，住院治疗了几天，医生要求他随身携带并使用拐杖——“为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医生是这么叮嘱他的。但他几乎不那么做，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教会上上下下会觉得他快要不行了。

每次去看他，他都等不及要见我，私底下，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和身体的衰老抗争。我不喜欢看到他日渐衰弱的模样。他一直有着伟岸高大的形象，是我心目中高大而正直的为上帝工作的人。

自私地讲，我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形象。

其实，我经历过另一种情形。那是八年之前，我目睹了我所敬爱的老教授，莫里·施瓦茨，慢慢死于肌肉萎缩症。每周二我去波士顿郊外拜访他。尽管他精神熠熠，肉体却一点一点衰弱下去。

我每周二的拜访坚持了不到八个月，他就过世了。

阿尔伯特·刘易斯和莫里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希望他能够活得更长些。我有那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我的老教授。我一直在对自己说：“如果再有那么几分钟时间能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