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家的自白

一种疾病在我体内蛰伏了二十五年，毫无痛苦，突然就发作了。人们说我得的就是那种病。

然而，这种病叫幽默，而不是麻疹。

时值我们经理五十岁生日，员工们给他买了个银墨水缸。我们涌进他的办公室去送给他。大家让我代表他们说几句，于是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那可是我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准备的。

这让我一举成名。我的发言里充满了双关语、警句、绕口令，倾倒全场，喝彩声简直要把房顶给掀掉了——在所有的五金店中，我们店的房子可是最坚固的。老马洛自己笑得合不拢嘴，员工们也跟着哈哈大笑。

从那天九点半钟起，我作为幽默家就出名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同事们吹捧我，我自己也得意得难以言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跑来对我说，老兄，你那天的发言简直是太妙、太精彩了。这样笼统的赞扬话儿当然不能让他们尽兴，于是他们就仔细分析起我发言中的每一个包袱和笑料。

渐渐地，人们都希望我能把这种幽默一直保持下去。在生意以及日常的事情上，别人只要说得合情合理就行了。而我，却必须要说得风趣幽默才行。

他们希望我拿陶器开玩笑，对花岗岩也做些嘲讽和调侃。我在店里是副会计师，要是我拿出一张资产负债表却没对总额发表一番搞笑的评论，或是在出售犁具的发票时没找到笑料，同事们就会很失望。渐渐地，我的名声越传越远，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不大，这事很正常。当地的报纸也常引用我的话。在社交场上，我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相信自己的确有大智慧，也能机敏地对答如流。这种能力是我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我的本意是善良和友好的，并不是要刻意讽刺或攻击什么人。人们看到我走过来，就会微笑。我经常用我准备好的妙语，把他们的微笑变成哈哈大笑。

我很早就结婚了，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孩。我们住在一个有藤蔓攀绕的小院里，过得很幸福。我在五金店当副会计师的微薄薪水，使我远离那些因财富过多而产生的罪恶。

偶尔，我也写些笑话和随笔，觉得挺有趣的，将它们投给专门刊登这类作品的杂志，它们都被立即采用了。有几位编辑还写信要求我继续投稿。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著名周报的编辑给我写的信。他建议我写一篇幽默文章来填补一个栏目的版面，并暗示，要是文章能让他满意，就给我设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个星期后，他和我签了一年的合同，薪水要比五金店的高得多。

我高兴极了。我妻子已经在心里为我文学上的成功戴上一顶永不凋零的桂冠。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龙虾、炸肉丸，喝了一瓶黑莓酒。这可是一个让我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解脱的机会。我和路易莎慎重地讨论了这件事。我们都认为我应该辞去五金店的工作，专心投入到幽默小品的创作中。

我辞职了，同事们给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我在宴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妙趣横生，其全文都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去看闹钟。

“哎呀，迟到了！”我大喊，连忙抓起衣服。路易莎提醒我说，我不再是五金店的奴隶了，也不用再领承包商的生活费了。我现在是专职的幽默作家了。

早饭后，她自豪地把我领到厨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老天呀！这里摆放着桌椅、稿纸、墨水、烟灰缸，还有作家所需的一套装饰品——

插满玫瑰和金银花的花瓶，挂在墙上的去年的日历，字典，以及一小袋在灵感缺乏时用来咀嚼的巧克力。啊，我的妻子，可爱的宝贝！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式，或是伊斯兰式，或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个图案，酝酿着幽默。

一个声音惊醒了我——原来是我的路易莎。

“假如你不太忙，亲爱的，”她说，“来吃饭吧。”

我看看表。哎，五个小时已经被时间老人收回了。我觉得有些无奈，便去吃饭。“一开始，你不要太辛苦，”路易莎说，“歌德——还是拿破仑——曾经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五个小时就够了。今天下午，带我和孩子去树林里玩玩，好吗？”

“我确实觉得有点累。”我承认道，于是就一起去了林子里。

不久，我熟悉了这份职业。不出一个月，我的作品就像五金器具那样源源不断地问世了。

我很成功。我刊登在周刊专栏上的东西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评论界也低声议论着我的名字，说我是幽默家队伍中的新秀。我又向别的刊物投稿，我的收入大大增加。

我找到了做这一行的诀窍。我可以把一个有趣的念头写成一则有两行字的笑话，挣一块钱。然后，稍稍改头换面，完全可以拉成四行，产值翻倍。假如换换行头，给它们加上韵脚和一幅漂亮的插图，便成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你根本无从再辨识出它本来的面目。

我开始有了积蓄，添置了新地毯和风琴。镇上的人也对我另眼相看，把我当作有点儿身份的人。我不再是从前五金店的小职员，只会逗人开开心而已。

五六个月后，我的幽默仿佛离我远去。警句和妙语再也不能脱口而出。有时我得四处收集材料。我开始注意朋友们的谈话，希望从中汲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有时，我咬着铅笔，盯着墙纸一坐好几个小时，想搜索一些有趣的新鲜笑料的泡沫。

对于我的朋友们，我成了一个贪婪的人，是莫洛克、约拿、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贪得无厌地待在他们中间，确实大煞风景。只要他们嘴里漏出一句机警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一些俏皮的措辞，我便像狗抢骨头似的扑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记忆力，于是偷偷转过身去，把它记在那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或是写在袖口上，以备来日之用。

朋友们都为我感到悲哀和可怜。我已不再是从前的我。从前，我给他们提供了消遣和欢乐，如今我却在掠夺他们。我再也没有笑话去逗乐他们。因为笑话太珍贵，我可不能免费奉送，那是我的谋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的那只可怜的狐狸，老是夸奖我朋友的歌喉——乌鸦的歌喉，指望他们嘴里能掉下我渴求的妙语。

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躲避我。我甚至把笑也忘记了，即使听到了我即将窃为己有的话语，我也笑不出来。

为了收罗材料，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或是什么主题，都不能放过。甚至在教堂里，我那堕落的想象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之间企图捕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