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

不快乐的感觉要比快乐的感觉容易表达得多。在痛苦之中，我们似乎会觉察到自己的存在，虽然这种存在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畸形的自我中心主义：我的这种痛苦是个人的痛苦，那抽搐的神经是我的神经，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神经。但是快乐却会将我们消灭，令我们丧失自己。圣徒们曾用表达人类爱情的言辞来描绘他们心中的天主，所以我想，爱慕一个女人的至情也不妨用祈祷和沉思冥想来诠解。在爱情中，我们同样会放弃记忆、理解力和智慧，同样会经历被剥夺的感觉，经历“漫漫长夜”，而作为回报，有时也会得到一份安宁。爱情的发生有如小小的死亡，恋爱中的人有时也会得享一点小小的安宁。说这样的话就好像我对自己实际上很憎恶的事情颇为欣赏似的，我对自己写下这些话来感到有点奇怪。有时候我会辨认不出自己的思想。我对于“漫漫长夜”之类的说法，对于那些只有一个祈愿的祈愿者，究竟又了解多少？我只不过是从什么地方接过了自己的那些思想，仅此而已，就好比丈夫从死神手里接过一个女人的衣物，香水和粉霜一样……然而这种安宁当时却真的有过。

对于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我的记忆便是如此——那段日子是否是一段虚假的安宁，就像它是一场虚假的战争一样？现在看来，在那充满疑惑和等待的几个月里，安宁似乎始终舒展着它那双给人安慰、使人宽心的臂膀。不过我想，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安宁也一定时时被误解和怀疑打断。那最初的一个晚上结束后回家的时候，我并未感到心旷神怡，心里有的只是一种悲哀和无可奈何的感觉。以后的日子也同那天晚上一样。当我一次又一次回家去的时候，心里总觉得自己肯定只是许多男人当中的一个——只是一个眼下正在受宠的情人而已。我对这个女人的痴迷已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夜里只要一醒过来，便会发现自己的头脑马上被她所占据，再也不想睡了。这个女人似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但我依然不放心：在爱的行动中，我可以傲慢自大，但一人独处时，我只要照照镜子，就会在自己面带皱纹、一瘸一拐的形象中看到怀疑——为什么会是我呢？平时总有一些我们不能见面的时候——她要去看牙医或者做头发，亨利请人吃饭，或者他们两人独自待着。亨利在忙着给失去丈夫的妇女们发放抚恤金的事儿，或者（因为他很快就被调离了那项工作）在忙着分配防毒面具，设计得到认可的纸板箱。我可以对自己说，萨拉在家里是没有机会背叛我的（出于情人们自我中心的心态，我已经在使用“背叛”这个暗示着某种并不存在的义务的字眼了），但这没什么用，因为我还不清楚吗？只要有欲望，即使是在最危险的环境里也有可能偷情。一个情人越是得手，心里也就越不放心。结果不就是吗，就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我本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醒来以后，我心头依然萦绕着分开时她所说的那句透着谨慎的话带给我的悲哀。醒后不到三分钟，她打来了电话，我的悲哀便被她的声音赶走了。无论是在那以前，还是以后，我都不知道哪个女人有这种本事：她只要在电话上讲讲话，就能改变我的整个心境；而当她走进屋子，把手放在我腰上时，就能马上创造出每次分离后我对她失去绝对信任。

“喂，”她说，“你在睡觉吗？”

“没睡。什么时候能见到你？今天上午？”

“亨利感冒了。他待在家里。”

“你要是能上这儿来就好了……”

“我得待在家里接电话。”

“就因为他感冒了吗？”

前一天晚上，我对亨利的感觉还是友情加同情，可此刻他却已变成了一个该受嘲弄、该遭怨恨和贬损的敌人。

“他的嗓子全哑了。”

听到他会得这种荒唐毛病，我感到幸灾乐祸：一个失声的公务员用沙哑的、让人没法听清楚的声音咕哝咕哝地说着关于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抚恤金的事情。我说：“没有什么办法能见到你吗？”

“办法当然有。”

电话里有一阵没有声响，我以为线路断了，便连连唤道：“喂，喂。”其实她只是在细心、镇定、快速地思考，以便马上能给我一个正确的回答而已。“一点钟时，我要给亨利往床上送个餐盘。我们自己可以在起居室里吃三明治。我会对他说你想聊聊电影——或者你写的那个故事。”她的电话一挂上，我的信任感也中断了。我想：在此之前她曾经这样谋划过多少回了？走到她家门口按门铃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敌人——或者侦探，正在监视她的言语，就像几年后帕基斯先生和他的儿子要监视她的行踪一般。随后，房门打开，我的信任又回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从来不存在谁要谁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有欲望。亨利穿着他那件绿色呢子睡衣，靠着床上的两个枕头吃餐盘里的东西，而在楼下，在虚掩着门的房间里，我们在只铺着一张垫子的硬木地板上做着爱。在高潮到来的那一刻，我得用手轻轻捂住她的嘴，堵住她口里发出的那种忘情的、既悲哀又愤怒的奇怪喊声，以免楼上的亨利听到。

想想看吧，当初我的打算不过是想掏出她脑子里可供我利用的素材而已。我蹲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对她看了又看，好像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似的——她那一头偏棕色、说不清楚色泽的头发像一坛醇酒般洒在镶木地板上；她额头上沁着汗珠，气喘吁吁，就像一个刚刚跑赢一场比赛，正筋疲力竭地躺在那儿的年轻运动员。

这时候，楼梯吱嘎响了一声。有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动弹。桌上的三明治叠在那儿没吃，杯子里面也是空的。她低声说：“他下楼来了。”她坐进一把椅子，把一张盘子放到膝上，一只杯子放在身边。

“他要是从门外经过时听到了怎么办？”我说。

“他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我脸上看起来一定是一副不太相信的表情，因为她用一种让人讨厌的温柔口气说道：“可怜的亨利，他以前可从没这样——整整十年都没有过。”但不管有还是没有，此刻我们对自己会不会露馅儿这点确实不太有把握：我们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地听着，直到楼梯上再次传来吱吱嘎嘎的响声为止。我用大得有点过分的嗓门说：“你喜欢洋葱那场戏我真高兴。”我自觉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虚假。这时亨利推开了门，向屋里张望着。他手里提着一只热水瓶，热水瓶上裹着灰色法兰绒的套子。“你好，本德里克斯。”他咕哝着打了个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