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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在帕基斯先生的下一个报告里，可以看出对于魔鬼把戏的一种真正的热衷。他终于真的嗅到了爱情的气味，正蹑手蹑脚地跟踪它，而他的儿子则像一只帮他衔回猎物的狗一样紧随其后。他已经发现了萨拉花那么多时间去造访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确切地知道，那些造访是可疑的。我得承认：帕基斯先生已经证明自己是个精明的侦探。他在儿子的帮助下作了安排，让迈尔斯家的保姆赶在“当事人”沿雪松路朝16号走来时待在16号的屋子外面。萨拉停下脚步，同保姆（那天是她的休息日）说话，而保姆便把她介绍给小帕基斯认识。然后萨拉接着往前走，在下一个街角处拐弯，而帕基斯本人正在那里守着。他看到她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又拐回去了。看到保姆和小帕基斯都已看不见后，她按下了16号的门铃。帕基斯先生随后便着手调查住在16号里的人。这事不太容易，因为这座房子里分成几个单元，他还没办法知道三个门铃中萨拉按的是哪一个。他答应几天后给一个最后的报告。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下次萨拉动身往这地方时，他赶到她前面，在三个门铃按钮上都抹上一层粉。“当然，除了物证A以外，并没有当事人行为失检的证据。如果基于这几份报告，需要有此类证据用于法律诉讼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在适当的间隔之后，跟随当事人进入室内。这时需要有第二个能认出当事人的证人在场。不一定需要当场捉住当事人；法庭会认为一定程度的衣服散乱和神情慌张便足以构成证据。”

恨同肉体之爱很相像：它有高潮期，随后又有平静期。我读帕基斯先生报告的时候不禁想到：“可怜的萨拉”，因为这会儿正是我恨的高潮期，此刻我已经得到满足。她终于被围住了，但我却开始为她感到难过。除了爱以外，她并未犯什么别的过错，可是帕基斯父子却在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他们同她的保姆串通一气，在门铃按钮上抹粉，打算强行闯入或许是她现在能够享有的唯一的安宁。我有点想把报告撕碎，吩咐撤销对她的盯梢。如果不是在自己加入的那家无聊的俱乐部里翻开一份《闲话者》报，看到上面登出的亨利的照片的话，我也许就这么做了。亨利现在春风得意：在上一次女王生日颁授荣誉称号时，他因在部里工作业绩突出而得到了“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的头衔；他已被任命为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照片上的他出现在一个“欢乐之夜”上，那晚放映了一部名叫《最后的警报》的英国影片。在闪光灯的照耀下，他脸色苍白，鼓凸着两只眼睛，用一只手臂挽着萨拉。萨拉低下头，以便躲开闪光灯的闪光，不过即便她的头没有低下来，我也认得出她那密实扭结、让人的手指不容易抚摸或者没法抚摸的头发。突然间，我很想伸出手去摸摸她，摸摸她的头发和她私处的毛发；我想要她躺在我身边；我想能在枕头上侧过脑袋，对她说话；我想要闻到她肌肤上那几乎闻不出来的气味，尝到它那几乎尝不出来的味道。而亨利却在那儿，正带着部门头头的自得和自信面对着记者们的摄影机。

我在沃尔特·贝赞特爵士于一八九八年赠送给俱乐部的一只牡鹿头下面坐下，给亨利写信。我说有要紧事情同他讨论，问他愿不愿意同我一块儿吃午饭——时间嘛由他定，下周里哪天都行。亨利按自己的惯常做法，很快就打来了电话，同时建议我同他一块儿吃午饭——在做客方面，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拘谨的人。我记不清他找的理由是什么了，不过那理由让我很生气。我想他说的是：他加入的那个俱乐部里有些上好的波尔图红酒，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想到了欠人情——哪怕只是白吃一顿饭的小小人情——他会感觉不舒服。他几乎不会想到自己能欠的人情会是多么小。他选了一个周六。那天，我加入的俱乐部里几乎没什么人。日报的记者们无报要出，学监们都回自己在布罗姆利和斯特里汉姆的家了。我从来也不知道周六这天教士们都干些什么——也许他们都待在房间里准备自己的布道词吧。至于作家们（这家俱乐部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都挂在墙上——柯南·道尔、查尔斯·加维斯【22】、斯坦利·韦曼【23】、纳特·古尔德【24】，偶尔能看到一张比较有名的熟悉面孔；在世的作家们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我在这家俱乐部里总是感到很自在，因为在这里碰上同行们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我记得亨利要了一份“维也纳牛排”——这是他天真无知的标志。我确实相信：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还以为会送来“维也纳炸牛排【25】”之类的东西呢。由于不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他显得很拘谨，而没好意思对这道菜发表意见，只是硬着头皮把那块半生不熟的粉红色混合物吞了下去。我想起他在闪光灯面前时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所以在他点面包布丁的时候也没试图去告诫他一声。在这顿惨不忍睹的午餐上（俱乐部这天可真够意思），我们长篇大论地谈着毫无内容的东西。亨利竭力为每天都会见报的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公报增加些内阁机密的色彩。饭后我们去休息室喝咖啡，发现壁炉边一排用马鬃充填、不怎么有人坐的沙发上只有我们两人。我想，沿墙那一溜儿的兽角【26】对于眼下这个场合来说是多么合适。我在壁炉围栏上跷起两只脚，把亨利死死地圈在角落里。我搅了搅咖啡，问道：“萨拉怎么样？”

“很好。”亨利支吾道。他带着怀疑的神情，小心翼翼地尝了尝自己那份波尔图红酒——我想他还没忘记刚才那块维也纳牛排的味道。

“你还在担心吗？”我问他。

他不太开心地移开了目光。“担心？”

“你告诉过我说你很担心。”

“我不记得了。她很好。”他嗓音低沉地解释道，就好像我是在问萨拉的健康状况似的。

“你去找过那个私人侦探吗？”

“我一直希望你已把这事忘了。当时我身体不太好——你瞧，有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要管的这些酿酒的事。我有点劳累过度。”

“你还记得我主动提出要替你去见他吗？”

“我们两人一定都过于紧张了。”他抬起头来，张望着墙上那些古老的兽角。他费力地眯缝起眼睛，想看清楚上面标出的捐赠人的名字，并且说了句蠢话：“你们好像有不少动物的头。”我可不打算放过他，便说：“几天以后我就去找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