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这世界总有我们的一块地儿吧

黄佟佟

第一次见到“陈麒凌”这三个字，是在一个同事的办公桌上。那本杂志有一个糖果色的封面，上面最大的名字就是陈麒凌。我迟疑了一下，翻完了她那篇小说，看完，就对编辑说：能不能约到这个作者。编辑告诉我：本来就是我们的作者啊，不过好久没给我们写了。我说：那就跟她好好约一下。

那一年，我刚换了工作，之前在一本时尚言情杂志干了快10年，随后就去了这家言情时尚杂志。据说这本杂志在言情小说界挺有名的，但我去的时候，已呈颓势，没办法，电子大潮，形势逼人，我在这本杂志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厚厚一叠稿件里选出八篇来。这任务每次看似清闲实际繁重，因为好稿真的不多。所以，从此以后，我可以松一口气，只要看到“陈麒凌”三个字就可以直过不看直接签发，因为我知道她就是一个质量的保证。

那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字有承担的人，她永远高出同业几个level，在那堆油光水滑、华丽无比的文字里，她的一字一句都闪着灵光，那些字真挚，扎在深土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谷子、辣椒和火龙果，是杜鹃，是田野里成片成片的紫云英，什么都有，有轻灵的，也有老辣的。她可以写一对夫妻至死不渝的爱情；也可以写一个老中医的《买春》生涯；她写老年男人那焦灼的欲望，“那条蛇不吃不喝也能回生，那条蛇见风就长，长势惊人，那条蛇盘踞在他的脚下，悬挂在他的梁头，嘶嘶地吐着火火的芯子”；她写年轻男女惆怅而绝望的告别，“他道别，一路跑走，回了好几次头。她不要再看他的背影，插着口袋挺直脊背疾行，只知与他背向，不知前方何处。忽地想起方才的对话，‘不是相思，是什么呢’。低下头，细细的绒毛似的雪星儿，正落在她鲜红的靴上”。她的文字很怪，看起来既不像往自己肉里扎刀子的纯文学，但也绝不像淌着奶流着蜜的小清新，她从来不用什么奇绝的词，也不玩那些晃花眼的花拳绣腿，只一心一意真心实意地使着她自创的那套写意拳法，每个词每一句话都用得力道刚好，恰到好处、干脆利落，可每次低回之际又是那样的情意绵绵，每一招每一式都准确而有力地击中了读者的心，所以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她慢慢地收服了无数粉丝的心，硬生生靠的是一篇又一篇的文字。有人会一个字一个字敲下她在杂志上的文章分享同好，有人会写信给她说自己的故事。他们是陌生人，他们不知道她在哪儿，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不知道她年华几何，但他们就是那样执着地信任她、热烈地爱戴她，只因为她那一笔灵秀的好文字——这让她成为一个有百度贴吧的写作者，在这个人人作秀的年代里，是硬底人身上才会发生的事。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那是早慧的人，陈麒凌是真正晚熟，像每一个命中注定要写作的人一样，她在青春已过大半时拿起了笔，写作于她，更像是一根拐杖，这拐杖让她平静无波的生活有了更深的意义。在广东一个寂寞的小城里，她在一个又一个夜晚里和自己的生命较着劲，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她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盛开》，那一年，她得了联合短篇小说头奖，这本书由台湾皇冠出版，繁体，她托朋友才从台北买到，她在得奖发言里用平实的语气描述自己这种毫无心计的自由投稿生涯：“有时还是想往上跳跃几下，瞭望一下外面的风景，同时也好奇，像独自游戏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看看自己能跳到什么程度。”

麒凌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们通过一次电话，写过一个邮件，我略略知道她是一个羞涩内向的人，但写作的人谁不是呢？我知道她出生在一个东北小镇，11岁回到广东，在离广州不远的一个小城里教书，有着安稳踏实的生活，“身边都是小人物，切实的，卑微却又栩栩如生。天地虽小，心也不大，刚刚好能把握得了。太大的世界，会让人着慌的”。偶尔我会在她那没几个人知道的微博里窥看她的生活，我也知道她和我同年，我知道她看完《桃姐》会去市场购三斤重的牛脷回来卤，她会陪着妈妈回东北旅行，会讲小学家长才知道的笑话，会鼓励自己凌晨5点半起来看日环食。我曾经想给她打电话，甚至偶尔去广州周边的小城会有冲动去阳江找她，但最后无疾而终。其实我们都明白对于一个欣赏的作家，也许隔着一点点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会更好吧。

我想我们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吧。我们都会穿过凤凰树下的街道去街市买菜，会随手买下一把栀子花，路上我们也许都会在南中国那蓝得惊心动魄的天空下发会儿呆，盛大的流云从头顶飞过，风凉凉地掠过脸庞，紫荆花的花瓣轻轻落在地面，此时此刻，任是谁都会心中一动。

然后快步走过墨绿的大叶芭蕉，再穿过缠绕着火红三角梅的门洞，拿出钥匙，打开门，放下菜，看看报纸，有龙眼的季节就咬两颗龙眼，有黄皮的时候就剥一把黄皮，然后拍拍手，洗干净，打开电脑，开始敲击。

是的，也许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仍然不能不写。

这也许就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命运。

世界这么大，总有一块地方容得下一两个平凡妇人的心事吧。

窗外的滴水观音新长的叶片上，露水滴下，那是蝴蝶轻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