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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下岗很早。离了厂，不肯吃苦，只陆续打一些不动脑筋的临时工。看看大楼，看看路灯，看看仓库，后来进到电力局看看变电所，总算是稳定下来了。上一天班，休息一天，工作很轻松。老王很喜欢待在变电所里的一天，除非领导视察，在封闭的空间里是很自由的。有电脑玩，有电视看，空调随便开，还可以研究彩票和翻阅地摊杂志，后来空了甚至在房子周围种花种草。下了班呢，反而要买菜做饭，任务很重的。他讲，我上班等于放假，下班等于上岗。妈妈却说，正因你挑这样的生活，才会赚不了大钱。老王讲，做啥啦，又不是我一个穷，谁人谁人谁人，都在当保安喏。

老王说的便是他的一群下岗同僚们了。振作的，不振作的，有野心的，好吃懒做的，兜兜转转，大部分人最后都沦落去看大门了。谁人在哪里，谁人又在哪里，全城地图可以画起来了。大家只是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一类工种换成另一类工种，培训的时候，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老王因病退休之前，最后一任对班，就是几十年的老同事。《麻将的故事》里的四囡和对对吴，有一部分确实借鉴了这两个人的形象。

老王和铁皮屋叔叔（这位叔叔的房子很老旧，在拆不起的市中心，我暂以铁皮屋来指代他）的相处方式是相互挖苦的，从不说对方一句好话。一人说一人胖得像吹气球，一人便说一人痩成非洲难民。又欢喜相互吹牛，屁大点的事情也能说上天。当个小队长就说成是大官，吃个贵一点的瓜则算御膳，小孩明明认真学习，非要说成轻轻松松考上第一名。以前我以为这是阿Q的意思，我的朋友立场毛却跟我说不是，巴赫金在谈拉伯雷时专门讨论过吹牛的问题，它是一种劳动人民在精神上解放自我的手段，是个体自主性和意志力强大的表现。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这不是一种自欺欺人，而是大声讲出来，是集体宣誓和确认的姿态，很硬汉的。

看着势不两立，老王和铁皮屋叔叔实际上是最要好的朋友。至少在事实层面上，铁皮屋叔叔给过的关心和鼓励，比亲戚更多更重。在老王因病退休的几年里，他不间断地来探望，别人带些明面上的保健品，他专带苏州阿小的蜜饯零食。尤其是二〇一三年突发脑溢血，二〇一五年又发现直肠癌，二〇一六年底复发造瘘口，每一次大手术，他都在外面全程陪着。等到老王醒转来，则又开始挖苦和教训老王。老王是不会生气的，能开口了就嚷着要出去吃茶。养足精力，便开始回骂。现在想想，铁皮屋叔叔白天陪着，晚上还要硬撑着去值班呢。只是当时我一心挂着老王，并没考虑过铁皮屋叔叔的身体。二〇一七年四月，老王因为肠梗阻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再也没回过家。幸而那次他挺过来了。因为担心他再次肠梗阻，大家都劝他别吃太多，只有铁皮屋叔叔叫他多吃点。我也很害怕，心里却总想着，一味去想的事情，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于是竖着汗毛写了《麻将的故事》。最后的片段，如果真的发生，我实在不忍心让他饿死。肠胃病最可怜的就是不能随心所欲开怀地吃，这对于喜欢浓油赤酱的老王来说，是很苦的。老王走的几天，每当我吃一些肉，想着他没得吃，心里就很难过。

对对吴的另一个原型，确实是一个同为保安的朋友，曾经在下班后来看望过老王，当天回家休息心肌梗塞过世了。我和妈妈并没有告诉过老王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