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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段时间，姚国胜、我父亲，还有几位叔伯都要聚在我家排练。他们都是垸里乐队的，每逢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们。大家在堂屋各自坐好，鼓手居中，京锣、小锣在右，钹在左，马锣和唢呐在后排。父亲的任务简单，负责打锣；我最爱的还是看姚国胜吹唢呐。只见他头部端正、两眼平视，两腿略微分开，两脚平放地面，腰部挺直，舌轻吐哨片时，高亢嘹亮的乐音随之抛起，顿时整个堂屋嗡嗡作响。跳蚤坐在姚国胜旁边的小板凳上，平日他是一分钟都坐不住的，每当唢呐声响起时，他仰头注视着姚国胜，一动也不动。排练休息的间隙，跳蚤要吹唢呐玩，平时严肃的姚国胜却答应了，弯下身子，教他如何含住哨片，如何用指法。跳蚤憋住一口气，鼓起腮帮，怎么也吹不响，大家都笑了起来。姚国胜也不恼，摸摸跳蚤的头，又教他如何运气。

跳蚤玩了一会儿，没了兴致，又跑到我父亲那边去，要打锣。当。跳蚤拿着锣槌敲了一下锣板，见大家都盯着他看，有些兴奋，拎着锣绕着堂屋跑。当当。当当当。姚国胜笑骂道：“卖艺的猴子才这么打！”大家一哄而笑，跳蚤不管，还在绕圈，绕着绕着，忽然一屁股坐下，原来是把自己给绕晕了。大家又开始了排练，各自拿着工尺谱唱了起来，声音粗犷悠长。跳蚤开始跟着他们乱嚷嚷，渐渐地眼皮子打架，终于靠在姚国胜的身上睡着了。

有了红白喜事，我负责推自行车，后车座上架鼓，姚国胜走在我左侧，跳蚤跟在他后头，有时候走累了，我就让他坐在前杠上。沿着田间地头一路走，锣鼓声中，有人大放悲声。跳蚤问我：“他们为么子哭嘞？”我答：“有人死了。”跳蚤看前面被抬起的棺材，又问：“死了就要躺那里头？”我答：“对啊。”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我不要死。”我说：“人人都要死的。”他撇撇头，“那我也不要死。睡在里头太闷咯。”姚国胜低头瞥了跳蚤一眼，“我将来也要死的，也要睡里头。”跳蚤抬头愣愣地看了他半晌，忽然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拍拍他的头，“你爷爷骗你玩的咯，你还当真。”他垂下头，没有说话。

平日无事，乐队解散，各自回家，种地的种地，打小工的打小工，姚国胜还是会到村口的铁匠铺打铁。姚建军已经从佛山回来了。有时候我路过，见他蹲在灶前拉风箱，红红的火苗舔着灶台。旁边的铁质底座上，姚国胜拿起一把铁钳钳着一根烧得通红的铁钎，姚建军站起身过来，两人配合着抡起铁锤上下翻飞地敲打，当当作响，火星飞溅，敲打成形后，放进冷水中，“哧”的一声，水汽蒸腾。除了敲打和冷却的声音，铺子几乎算是安静的。父子俩没有言语，一切动作都配合默契地完成。姚建军的帽子和衣服上，被火星烧出大大小小的窟窿，姚国胜身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眼睛受伤的缘故，还戴着黑框眼镜。到了午饭时间，原来是芸香来送饭，现在改成于霞来送。

她是姚建军带回来的女人，胖胖圆圆的脸和身子，走路轻轻软软的，进了店铺，也不说话，把小饭桌搁到门口，两个矮树桩便是椅子，铺上报纸，从篮子里拿出一盘青椒豆豉，再拿出一盘油焖豆腐，还有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备上一份花生米，旁边一瓶白酒。姚国胜姚建军父子俩洗完后，过来坐下开吃，于霞进到店铺里打扫。姚建军给姚国胜斟酒，姚国胜一小口一小口啜。

门口大路上，大货车、中巴车、小汽车来来往往，马路对面麻将室里，哗哗啦啦洗麻将的声音，还有从远处田地吹来的风声。不时有人路过，停下，“咿呀，吃得不错嘛。”姚国胜招呼，“来，喝两口。”那人摇手，继续往前走，“你们喝你们喝，我屋里饭做好咯。”于霞在铺里说话，“姚建军，你为什么不把水杯放远一点儿？又烫破了。”她不是本地人，说的是普通话。姚建军闷声闷气地说：“破就破了，我能怎么办？”于霞叹气，“我下午去街上再买一个吧。”大家又一次安静下来。吃完饭，于霞就着店里的盥洗池，把碗筷杯盘洗净擦干，放进篮子里，收起小饭桌和树桩，搁在门后。一切忙毕，于霞走出去，“姚建军，我上街去了。”姚建军头也不回地“嗯”了一声，于霞走到马路对面的车站去等车。

跳蚤身上有了新衣服，手上还戴了电子表，坐在稻场上，趴在长凳上写作业，写写看看电子表，再写写再看看。芸香在一边用耙子耙晒干的麦子，一回头看跳蚤，便骂道：“你再看我把你头剁落哩！”跳蚤不管，还看。芸香举起耙子要打，跳蚤敏捷地躲开，绕着稻场跑。于霞出来了，坐在靠大门的矮凳上，手里捏着一把瓜子。芸香不追了，继续耙麦子；跳蚤又回去做作业。稻场安静了下来，只有于霞嗑瓜子的声音。跳蚤有时候跑到我家来玩，母亲问她：“跳蚤哎，你后来娘对你么样？”跳蚤仰起头，盯着母亲的脸半晌，忽然说：“你有眼屎！”说完迅疾跑开。而芸香坐在我家后门口，说起于霞，“我说话她听不懂，她说话我也听不大明白。一天也说不上句把话。”母亲笑，“那还不好？你还想以前跟王利华那样，吵得不可开交。”芸香撇嘴，“那个王利华，听说跟别人生了伢儿咯。”

有时候于霞也会来我们家借电话打，听着是南方某地的方言，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不大听得懂，基本每周一次，一次说个十来分钟就挂了。打完电话，留下十块五块的话费，母亲让她坐着歇息一下，她笑笑说还要回家给姚建军做饭，慢悠悠地晃了回去。不过，于霞有一段时间电话打得频繁，几乎是每天一次，虽然听不懂说什么，但语气急切，像是跟对方在争辩什么。挂了电话，于霞坐在那里发了会儿呆才起身，走了两步，忽然想起来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放在电话旁边，冲我点点头，速速地走开了。

有时候于霞会带跳蚤去街上看电影，他们坐在铁匠铺外面等。于霞拿着一本杂志，阳光底下眯着眼睛看；跳蚤拿着一把小锤子，敲打塑料瓶子。姚国胜和姚建军在铺子里，闷头干活，叮叮当当敲打之际，忽然停下，姚国胜冲外面喊，“车子来咯。”于霞抬头看，呀呀呀地叫起来，“超超，车子来了！”说着把杂志扔到凳子上，一把拉起跳蚤往马路对面冲，跳蚤手上还捏着小锤子。等他们都上了车，姚国胜又开始叮叮当当地敲打，姚建军闷声不吭地在一旁翻转铁钎。到了下午回来，车子在铺子前面停下，跳蚤首先跳了下来，身上穿着一身新衣裳，嘴里还吃着冰棒，一边吃一边奔进铺子里，抱住姚国胜的腿，“爷，我好看啵？”姚国胜笑了笑，冲姚建军说：“你看你儿子。”姚建军抬头上下打量了一番，又扫了一眼随着跳蚤进来的于霞，“嗯”了一声。于霞说：“超超，回去了。我要去做饭了。”跳蚤说好，上前捏住于霞的手，一起离开了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