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记 羌江钓徒：沉河记

你们前面摆的都是重庆这种大码头的龙门阵，至少也是县衙门的龙门阵。现在轮到我来摆了，我是一个乡坝佬，只能摆一点乡坝头的龙门阵。恐怕就没有你们摆得那么龙飞凤舞、有声有色了。不过我在乡坝头所见所闻的事，恐怕也是你们城里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吴科员，哦，照规矩也应该叫他在我们冷板凳会里的雅号“羌江钓徒”了。羌江钓徒今晚上拈着阄，该他来摆龙门阵。他便这么说开了头。

说实在的，我们历来没有在这位“钓徒”身上寄多大的希望。

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说话有气无力，常常在他说话的中途，出现许多故障，不是咳嗽就是吐痰，或者要端起他那古色古香的陶茶盅轻轻地呷两口酽茶，然后喘几口气，做够了拂胸和深呼吸这种种过场，才能接着讲下去。平时他讲话尚且如此，如果让他摆起龙门阵来，该是故障丛生、难以为继的了。但是奇怪，在冷板凳会摆龙门阵和听龙门阵，好像是灵丹妙药一般，许多老病缠身的老家伙，竟然变得精神起来，一次也没有缺席，只要拈阄轮上了的，一个也没有称病不摆。而且一摆起来，也不像平常说话那样，咳嗽吐痰，故障丛生，而是一气说下去，越说越有精神。今天羌江钓徒正是这样，不要看他平时病蔫蔫的，轮到他摆龙门阵，却是那么虎虎有生气，大有滔滔不绝之势。于是大家不胜动容，肃然恭听他的龙门阵。他开始摆起来。

我摆的这个龙门阵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是实实在在的故事。我不如野狐禅师那样善于虚构，善于“冲壳子”，就是他说的，善于“艺术加工”，把眼看就要出纰漏、不能自圆其说的故事，硬是编得圆圆的，天衣无缝，把道听途说的野狐禅，抹上一层亮光光的油彩。你明知听了要上当，也不惜破费工夫听下去，甚至于还赔上叹息和眼泪。我可没有这种艺术。只能实打实地摆点事实，说不圆的就让它残缺不圆，记不清的就让它暂付阙如吧。

我起头就说过，我摆的是乡坝头的龙门阵，先向你们介绍一下乡下的环境，不把背景说清楚，说起这些故事来，你们会说，在文明的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里，怎么会发生这种荒唐的事呢？我们那个县是一个山区小县，我们那个乡场更是一个埋在深山里的小乡场，虽说有一条在乡下人看来已经够大的大河穿过那里，还是交通十分闭塞，社会不大开通。我从那里出来，听到人家摆一些事情，真叫我有《桃花源记》中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别的地方都进入到文明的二十世纪了，我们那里好像还停留在皇帝老倌的大清一统天下里，一切风俗习惯还保留着前朝的遗风。没有一个人敢于去怀疑，甚至梦想去打破它。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精神上的皇帝，实实在在地统治着我们。这个人姓吴名廷臣。他是我们那里赶上大清帝国最后一次省城的会试中了举的吴举人，又是后来升格为我们山乡的政治、经济、文化领袖的吴老太爷，而且是维持我们一乡风俗礼教的吴氏大宗祠的族长，也就是我要摆的龙门阵里的中心人物。

吴廷臣——我们最好还是叫他的权力的象征的名字吴老太爷吧，身个不高，最多不过五尺。由于鸦片烟的浓缩作用，成为一个精瘦精瘦的样子。脸上一张黄皮，颈下几条青筋，手伸出来只见一双皮包骨头的干爪爪。但那一对眼睛却还保持着清亮有神，腿脚也还灵便。他的脑子里的状态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他说话办事的敏捷度看来，那里的机器是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正常运转着的。有的人说他的脑筋是一块坚硬的花岗石，那是指他的思想的僵化和凝固程度而言的，而他自己却认为是在坚持创造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吴家大湾。他正在致力于挽救这“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颓风”。他认为在皇帝老倌统治下，先辈人创造和信守的一切典章制度、一切风俗习惯都是最好的。孔夫子一脉传下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思想行为规范，也都是最最好的。虽然这些早已渗进了道家的虚无和清静观念，以及佛家的一些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所有这一切就集中反映在北京有一个皇帝和三年一大比的科举制度。北京的宣统皇帝一下台（吴老太爷叫作“蒙尘”），科举制度一废除（吴老太爷说是毁了大典），一切都乱了套。一切罪恶、颓风和世道人心的混乱，都根源于此。所以他常常摇头晃脑地说教：要挽救这世道人心，只有一条办法：“立正统！”但是宣统皇帝是确定无疑地下台了。张勋复辟，他很高兴了一阵子。就是袁世凯这个皇帝，在他看来，只算作是一个“赝品”，他也觉得总比没有皇帝的好，也准备去顶礼膜拜。但是都没有如愿。而他要以吴家大湾吴氏家族之力，举起勤王的义旗，明显是徒劳无功的。他也就只有摇头叹息的份了。但是他却在吴家大湾建立起封建正统的堤防，在他统治下的吴家大湾的老百姓，都得按传统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来办。谁要违反，他就要举起礼教的鞭子，严厉惩罚。

他坚持在他的堂屋的神龛上供上“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在神位前还供着一个“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万岁牌，虽然他早已不知道这位万岁爷到底是谁，只要有万岁牌就得到安慰了。隔些日子，他怕这个万岁牌蒙了尘，要斋戒沐浴后，把这个牌子请下来，刷洗得焕然一新。因为这是他的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对于“民国”深恶痛绝。他反对有的人家把堂屋神龛上供的“天地君亲师之神位”的牌子改为“天地国亲师之神位”，以“国”代“君”，连民国的年号他也痛恨。在人与人之间往来的文书契约上，因为要民国的官家承认才具有法律效力，他无法反对写上“中华民国××年”，但是在人与鬼神和与祖宗的往来中，在一切正式的祭祀大典上，比如老祖宗上供时烧的纸钱包袱上，他却坚持写上大清宣统××年。他有他的解释：“在阴曹的祖宗，哪里知道人世已经反了正（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的说法），不写上宣统年号，怕把钱汇到冥国去，祖宗收不到。”

他在他的堂屋的后房里，仍然保留着他的在皇帝统治下当过官的祖宗传下来“肃静”、“回避”的牌子，特别是那顶盖满红须须，顶镶蓝宝石，还拖着花翎的清朝官帽，更是奉之如神。就是那顶早已破烂的四人抬大官轿，也还放在地上。听说刚反正不久的那几年，他每年都要把这两块牌子、一顶帽子拿出来，晒一下太阳，洗刷干净，甚至把官轿也抬出来整修一番，似乎他随时准备听候皇帝的召唤，要使用这些东西一样。后来看来皇帝再登龙位是没有希望了，他不再每年举行一次清洗大典，可是他还恋恋不舍地独自一人到那间房里去，抚摸那些神圣的东西，发一阵呆，最后叹息一回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