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夜谭十记》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从一九四二年写《破城记》的第一个字开始，到一九八二年秋写《踢踏记》的最后一个字结束，竟然经历了四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快半个世纪了。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写，想必是一部力作吧，不是听说外国有些名著就写了几十年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就经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定稿的吗？

非也！小子何人，怎敢和名家相提并论？《夜谭十记》不过是“乱谭”的记录，怎敢跻身于名著之林？我之所以说这本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党工作。为了掩护，我不断更换我的职业。我当过教员和学生，也当过小公务人员和行商走贩，还做过流浪汉。在这中间，我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在城市的旅店茶楼里，在乡村的鸡毛店或小饭铺里，在乘车坐船的长途旅行中，在风风雨雨的好似没有尽头的泥泞山道上，当然也在工人的低矮茅屋里，在农家小舍的桐油灯下，我认识了许多普通的人，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怪的龙门阵。特别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书写了四十年才完成，是想说这本小书经历过多少灾难，忍受过多少折磨，才终于取得出生的权利。

要说这本小说的素材收集和开始酝酿，还要推到三十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所谓职业革命家了，在国。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又不愿去烟馆吞云吐雾，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他们难以打发这煎熬人的岁月，只好三五结伙，或风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

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我才深知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么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彩；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他们的思想多么机敏，他们的性格多么乐观，他们的语言多么生动而富于幽默感。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呀。真是使我惊奇，令我狂喜。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容许我利用这些素材来搞创作，只好让这些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沉积在我的记忆的底层。

一九四一年，我被特务追捕，逃避到昆明去做地下党工作，以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中国文学系当学生为职业掩护，从此和文学结了善缘。我不仅为了在同学中做革命工作要认真学好自己的功课，而且要用文学这个武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我为文学墙报写稿，还在闻一多、楚图南、李广田等教授的支持下，和张光年等同志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我为了“做工作”，还经常在同学中讲故事。

大家听得很高兴，要我多发挥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功夫，继续摆下去。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层积中，发掘出一些过去积累的素材，进行加工整理。这便促使我产生一种创作冲动。我于一九四二年开始酝酿，把我摆的龙门阵挑选出十个故事来。我决定以在一个冷衙门里十个科员组成冷板凳会，轮流各摆一个龙门阵的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定名为《夜谭十记》。我开始写了《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同时也为其他各记写了一些提纲和部分草稿。但是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直没有写出一个名堂来。

一九四六年，我奉调回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我知道四川是蒋介石的大本营，特务多如牛毛，我写好的文稿不得不在离开昆明前全部烧掉。我到成都后，对于焚稿总是念念不忘，而且手痒痒的。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又情不自禁地写了起来。我抄出《视察委员来了》给陈翔鹤同志看，他觉得有味道，准备拿去发表。可是不久他在特务的追捕之下，不得不逃亡出去，而我的家后来也几次被特务查抄，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判了死刑。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夜谭十记》，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一九六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志来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认为有特色，鼓励我写出来。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了合同。于是我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写《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写起《夜谭十记》来。

不幸的是，《夜谭十记》中已经写好的几记连同其他大量文稿、素材笔记、小说提纲和大量资料，都当作罪证，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间被抄走了。我和我的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我突然被昨天的并肩战友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抛了出来。

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揪出来”的通栏标题下，整版整版地批判我和我的作品的“奇文”，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来。那些文章的强词夺理、捕风捉影、含血喷人、色厉内荏之神妙和那个秀才班子奉命作文、言不由衷的窘态，使我既觉有趣，又觉可怜。我特地把这些奇文剪贴成册，写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他们硬封我为“周扬黑帮”的四川代理人，而且勒令我和沙汀、李亚群组成“四川的三家村”，由我荣任这个三家村的黑掌柜。而且一个由造反派联合而成、规模不小的“打马联络站”和“战斗队”也行动起来，印出一本又一本我的“罪行录”。这一切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都作够以后，我早已预料到的命运到来了。我终于锒铛入狱，在那些“红色改造专家”的指挥下，奉命洗心革面和脱胎换骨去了。而且荣幸地又和沙汀、艾芜同志关在一起。

这样一混就是五六年。但是在那里面我并不感到度日如年，我利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多余纸笔，竟然又写起小说和杂记来。

《夜谭十记》中一些人物又跳到我的眼前来，呼吁他们的生存权利。正如造反派说的，“人还在，心不死”，我的文稿可以被没收，我的脑袋是无法没收的，我就有自由在脑子里写我的作品。

“四人帮”垮台后，真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出版社的催促下，决定重打锣鼓新开张，从头再写《夜谭十记》。不过这第一步跨出去却很难，搞了一年，成效甚微。幸喜我偶然找到一份被油印出来供批判用的《破城记》的原稿，真是欣喜若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