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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旅馆时，前台有我的电话留言。凯尔·汉尼福德十一点一刻打过电话，要我回电。他留下一个号码，是他已经给过的，他的办公室电话。

我从我房间打过去，他在吃午饭，他的秘书说他会回电。我说不用，我一个小时之内再打给他。

这通电话提醒了我该试试科特雷尔公司——温迪租房申请表上填的雇主。我在记事本上找到电话，再试一次，心想或许头一回拨错了号码。结果还是同样的录音回答。我查电话簿找科特雷尔公司，没有登记。我问查号台，一样没有。

我想了几分钟，然后拨了个特殊号码，有个女人拿起话筒。我说：“巡逻警员路易斯·潘科夫，第六分局。我这儿有个电话目前给暂时切掉，我得知道号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

她问我号码，我告诉她。她要我等着别挂。我坐在那里，话筒紧贴耳朵，等了将近十分钟她才回到线上。

“这是空号，”她说，“不只是暂时切掉。”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号码上回是分配给谁？”

“恐怕没办法，警官。”

“这种资料你们都不存档的吗？”

“应该是有，但我没法找到。我有最近切掉的号码，但这个是一年多以前切的，所以我查不到。奇怪竟然到现在还是空号。”

“所以你就只知道，这号码已经停了一年多没用。”

她就只知道这个。我道谢之后挂断。我倒杯酒喝，酒杯见底时，我想到汉尼福德应该已经回到公司。没错。

他告诉我，他总算找到了明信片。第一张的邮戳盖着纽约，是六月四日寄的。第二张是九月十六日从迈阿密寄的。

“这告诉了你什么，斯卡德？”

这告诉了我，她最晚也是六月初就到了纽约。这告诉了我，她的迈阿密之旅是在签租约之前。除此以外，这没告诉我什么伟大的线索。

“还有些疑问，”我说，“卡片在你手边吗？”

“嗯，就在我前面。”

“麻烦你念给我听好吗？”

“其实也没写什么。”我等着。然后他说：“唔，也没有不念的理由。这是第一张卡片。‘亲爱的妈妈爸爸：希望我没让你们担心。一切都好。我人在纽约，很喜欢这里。退学是因为烦人的事太多。以后见面时，我会解释清楚……’”念到这行，他的声音有点嘶哑，但他赶紧咳嗽一声再念下去，“‘请别担心。爱你们的温迪。’”

“另一张卡片呢？”

“等于什么也没写。‘亲爱的妈妈爸爸：还好吧？我一直以为佛罗里达只能冬天来，没想到现在也很棒。再见。爱你们的温迪。’”

他问我进展如何，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我一直在忙，查来的片片段段还有待慢慢拼凑组合，难说什么时候才能有点具体结果可以向他报告。“范德普尔出现以前，温迪跟另外一个女孩合租过几个月。”

“那女孩是妓女吗？”

“不知道。我是挺怀疑的，不过不敢肯定。我约好明天跟她碰面。她是温迪大学时代的朋友。温迪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一个叫玛西亚·梅塞尔的人？”

“梅塞尔？应该没有。”

“她大学的朋友中，你有没有哪个知道名字的？”

“好像都不知道。我想想。我记得她提过一些名字，没讲姓就是了。不过我一个也想不起来。”

“也许不重要。科特雷尔这名字，你有印象吗？”

“科特雷尔？”我拼出来，他大声再念一遍。“不，一点印象也没有。该有吗？”

“温迪签租约的时候，雇主名字填的是他。我找不到他开的公司。”

“你为什么认为我该听过？”

“只是随口问问，看能不能误打误撞。近来我常常这样，汉尼福德先生。温迪会做菜吗？”

“温迪？就我所知，不会。当然她有可能念大学的时候培养出烹饪的兴趣，这我就不清楚了。住家里的时候，她了不起也只会自己弄个花生酱或者果酱三明治吃吃。为什么问？”

“不为什么。”

他另一个电话响了，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事。我正要说没有，却又想起打开头就该想到的问题。“明信片。”我说。

“明信片怎么了？”

“另一面是什么？”

“另一面？”

“她寄的是风景明信片对不对？翻个面，我想知道另一面是什么。”

“我瞧瞧。是格兰特将军墓，这解决了你的疑问吗，斯卡德？”

我没理会他讽刺的语气。“这是纽约那张，”我说，“我对迈阿密那张比较有兴趣。”

“是家旅馆。”

“什么旅馆？”

“哦，天哪，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也许暗藏了什么玄机，对不对？”

“什么旅馆，汉尼福德先生？”

“伊甸石。这是重要线索吧？”

不是。

我找到伊甸石的经理，告诉他我是纽约警方，正在调查一件诈欺案。我要他翻出1970年9月所有的住宿登记卡。我电话在线等了半个小时；他在那头翻出卡片，一张张查对有没有姓汉尼福德或科特雷尔的人登记住宿。空等一场。

我不很惊讶。科特雷尔不一定是带她到迈阿密的男人。而就算他是，那也不表示他非得在登记卡上签下真名。如果他签真名，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截至目前，有关温迪的事情——不管是关于她的生还是死——没一件好办。我不可能奢望现在突然事事顺心。

我又倒杯酒，决定今天要放假一天。我好胜心切，想把沙漠里所有的沙子统统过滤。没必要嘛，因为我在找的答案，跟我顾客问的问题八竿子都打不着。理查德·范德普尔是谁并不重要，他为什么在温迪身上画红线也没人想知道。汉尼福德想要的只是温迪死前不久的一点生活轨迹。杰拉德·塔尔太太，前玛西亚·梅塞尔小姐，明天就可以提供正确答案。

所以在那之前我大可闲散度日。看看报，喝喝酒，闷在房里快得自闭症时，不妨一路踱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只是，我办不到。那杯酒我慢慢喝了将近半个小时，喝完后我清洗杯子，穿上外套，搭A线地铁前往市中心。

要是选个非周末的下午闯进同性恋酒吧，你会纳闷这些店为何名不副实。到了晚上，一大堆人又喝又闹，你勾我搭，空气里才开始弥漫着同性恋者乐陶陶的气氛。这气氛也许有点勉强，你也许可以感觉到一股压抑得不太成功的绝望暗流，但用快乐形容大抵还是不差。不过找个星期四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跑去，这种地方就只剩无处可去的几只小猫在那儿纯喝酒；还有个酒保，拉得老长的脸告诉你他知道世风日下，他晓得事情不可能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