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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戈尔用肩膀顶开门，悄悄迈步走进了那个房间。

他把公文包放在写字台和门之间的那把椅子上。他盯着那个包看了一会儿，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它似的。他注意到，那个破包是棕色的，线已经快磨损殆尽，皮子也破了，而且磨损的程度很严重。

他无意识地从皮包上瞥过去，却发现甘波的尸体被散落一地的纸包围着。他弯下腰，看到绝大部分是照片，还有一些手稿的复印件，主要是用卡洛琳字体写成的。这是甘波那本新书的复印版？字体的所有阶段都被描绘出来了，从起源于梅罗文加王朝的斑斑点点的草书，到原哥特字体对棱角的暗示。最好什么也别碰。

杜戈尔耸了耸肩。这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何必留在这里？他拿起公文包，侧着身子慢慢向门边移动。他开心地发现，看到甘波那具不怎么吸引人的尸体时，他不再有恶心的反应了。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他把门从身后拉上，但是没关严。一切必须维持原状。他飞快地朝楼梯走去。楼梯转角处挂着一面钟，显示的时间是五点一刻。该死，整个过程本来可以在两三分钟内搞定的。

三楼的走廊和楼下的走廊一模一样——地上铺着一大片光秃秃的油地毡，六扇脏兮兮的奶油色的门朝着走廊的方向敞开着。和楼下一样，这里也空无一人。杜戈尔悄悄走进最后一扇门，那就是研究生休息室。这个房间很大，家具破旧，磨损得很厉害的扶手椅围成一圈，旁边摆着几张朴素的长方形咖啡桌，桌子下面铺着富有弹性的灰色地毯。窗边的角落里隐约可见一台丑陋的热饮机。这台机器是为客人提供热水的，有六个色调的棕色可供选择，真是慷慨至极。赶上好日子，还有塑料杯子。根据学校的规定，墙壁被刷成粉绿色，上面贴着几张闪闪发亮的旅游海报。总体来说，那些旅游目的地在二维的层面上比三维或者四维好看。

房间里并没有挤满人。好像以系为家的菲利普·普利姆罗斯站在热水机旁的角落里，毫不费力地聚集起好几个人。还有几个人坐在别的地方，用报纸把自己遮盖起来。保护屏，杜戈尔心想。他数了数，有两张《卫报》，一张《泰晤士报》，还有一张目中无人的《每日镜报》。说话间，普利姆罗斯抬起头来环视了一周，仿佛闻到了某种新鲜猎物的气味，可是根本没有人看他。

杜戈尔步态悠闲地走到布告栏前，肌肉绷得像琴弦一样紧。原来想要倾诉的欲望是如此的诱人：哦，对了，有人在楼下勒死了甘波。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假装去看贴在布告栏里的小广告。通常，这些小广告会令他着迷，通过它们，他可以窥视别人的生活，那里流传着陌生的神话——“素食主义者（严格素食主义者[1]）、不吸烟的女权主义者寻找同居人，需拥有相似的……”，“那个从图书馆偷走我公文包的人请你表现得像一个有理智有责任心的成年人……”

可是今天，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布告栏上时，他的注意力却在别处。那个凶手是不是想在甘波的乱纸堆里找什么？他找到了吗？那个东西是否存在决定着甘波的死活？也许甘波过着双重生活。

杜戈尔强迫自己不要去想楼下的事情。运气好的话，这将不再是他的问题。但是他的处境并不安全，忽视周遭的环境造成的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

菲利普·普利姆罗斯正在讲一件有关剑桥的逸事，这是除了谈论自己以外，他最喜欢的话题。他一边讲，一边拍着他柱子一般的大粗腿。杜戈尔没有必要听他讲，也没有必要看他。他知道那个故事的内容，也能想象他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观众的反应。普利姆罗斯的观众（正好四个人）就像那些经常看电视的人，既不专心看，也不专心听，根本没什么兴趣——能填满真空就足够了。

杜戈尔从布告栏前转过身，一屁股坐在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先前坐在那里的人去别处溜达了。他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张海报，夕阳下的阿特拉斯山脉[2]，一幅超现实的风景。近景中，一个穿得很浪漫的阿拉伯人正坐在骆驼上，对着相机动人地挥舞步枪。海报下面写着一行字：摩洛哥，永恒美的国度。有人用红笔加了一个逗号，还写了“小费&鸡奸”几个字。他多么希望自己在摩洛哥，远离楼下那个被迫进入他生活的恶心的东西。

他打开公文包，因为最好让别人觉得他有事可做。包里有一个装着笔记的绿色文件夹、一页手稿的复印件，规格是八英寸乘以十英寸。另外还有上星期四他从甘波博士那里借来的需要抄写的资料，以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约翰·埃德温·桑兹的《中世纪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外加一本企鹅出版社出的绿色封皮的犯罪小说。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用一张阿曼达的照片当书签，标记上次读到的位置。他想看书，可是脑子里全是甘波的影子，普利姆罗斯的话还时不时地打断他的思路。杜戈尔看了一下表：五点十七分。再过五分钟，他就去马尔伯勒。营业时间一到，他就进去。他想去那个安全的酒馆喝一品脱啤酒，他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任何东西。他恳请上帝，在他及时离开这栋楼之前，不会有任何人发现甘波，任凭他用酒精麻痹噩梦吧。

普利姆罗斯的笑声如巨雷一般在休息室内翻滚，显然，那件逸事已经讲到了高潮阶段。杜戈尔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跳起身来，搬起那张咖啡桌，向普利姆罗斯的脑袋上砸去；或者，用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在他耳边轻轻说一句：“系里所有人都在背后管你叫‘尿尿夫人’。”（事实并非如此，只有杜戈尔这么称呼他。）

哦，上帝，普利姆罗斯又开启了他的诱惑程序，用讲述一个有关剑桥的故事当序曲，说他父母住在那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杜戈尔已经见识这个程序运转好几次了。尽管对象不同，但是内容一成不变，而且每况愈下，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糟糕。最开始是在十月份，普利姆罗斯给系里最漂亮的那个女研究生来过这一套。他采用的伎俩包括：在不违反礼仪的前提下，尽量靠近那个女孩的身体；从热饮机上接几杯咖啡；端出一份气喘吁吁的简历——更确切地说，是对“尿尿”直至今日的事业进行一番连续不断的阐述，并送出一份请柬。计划之内的牺牲品会抛出这样那样的借口——我有丈夫、我有男朋友、我有约在先。在一次研讨会即将开始前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场合，一个从得克萨斯来的学生断然拒绝了他的邀请。“哎，你给我滚开，瞧你那张脸，我看了就想吐。”普利姆罗斯技穷了，可是他的热情丝毫未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