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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瞬间，他想起了父亲，后者曾在杜戈尔入睡前讲过他用司登冲锋枪杀德国人的事。当然，那是两码事。那是战争时期。

生活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迅速恢复了窘迫的常态。那个星期二仿佛是在惯常的节奏中打了一个嗝，重要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和其余的一切太不相同了。杜戈尔漫无目的地干了一些活儿，又开始琢磨，他怎么会选这么一个奇怪的专业。除非出现财政奇迹，否则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学期。

想从学生岗位上退下来的念头并没有令他过分忧虑。搞研究属于边缘生活，是一种占用闲暇时光的行为。聚会时如果有人问他做什么，他可以脱口而出。这是一个健康的答案。

他问阿曼达愿不愿意搬出伦敦，结束两个人的分居生活。她说她会考虑的。

一天晚上，杜戈尔在翻阅普特金的论文时发现，他把很大篇幅献给了奥古斯丁的手稿。这份手稿不仅在美学上取悦了普特金，而且后者对“&”这个符号到底有多么优雅，做出了近乎抒情诗的评论。不过，他把诺曼人征服前的藏经楼曾经存在于罗辛顿这件事当成了理论的主旨，也就是说，他确信“g”如弓一般的形状清晰地表明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某个藏经楼的影响。假设十世纪晚期有一个来自科隆的书法大师生活在罗辛顿，杜戈尔会不会和他意见相左呢？

普特金还很乐于展现这是一份多么与众不同的手稿，其间充满了奥古斯丁对家园的爱恋。与大多数英国中世纪的手稿不同，它完整地记述了罗辛顿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一份十二世纪的修道院图书馆目录记录了被供奉者的名字，这解决了它的身份问题。四百年后，利兰将它列在图书馆珍品目录中。到那时为止，它已经获得了适度的神奇力量，尽管时代搞错了，却和圣图姆武夫本人联系在了一起。

宗教改革后，这座修道院由于受封为主教教座的中心而重获新生。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一个绰号为“小教士”的古文物研究者将这份手稿收入由他编录的修道院书目中。据普特金说，那份手稿还在那个牧师会礼堂里展出过。

杜戈尔琢磨着，要不要哪天去一趟罗辛顿呢？也许他可以近距离地核实这份手稿，因为他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一张有秘书处抬头的信纸，并在上面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不过，他遗憾地放弃了这种想法：去那儿没什么真正的意义。他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也不知道原始手稿本身是否与此有关。如果有人打算把它偷走，他也没办法——或者，他也不想有什么办法。

他合上普特金的书，说服阿曼达改去“冠与锚”酒吧。

* * *

周末过后的那个星期四，警察找他谈话了。系里贴出了通知，要求星期二下午去过历史系办公楼的人，以及甘波博士曾经拥有的所有学生（杜戈尔心想，多么不幸的句子）都要去秘书处约见警察。流动警察总部和调查谋杀案用的设备已经撤出了校园，但是学校给警察们留了一间屋子。接受警察询问的那两条要求杜戈尔都符合，他想，也许早一点摆脱这件事比晚一点好。

结果时间并不长。一个看起来无精打采的便衣警官坐在桌子后面，另一个警员坐在他右边做笔录。三分钟之内，他们就断定杜戈尔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然而，那个呆板的警官面露和蔼之色，说：“好，你说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帮我们排除了下午的一些疑点，也证实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情况。”那个做笔录的警员让杜戈尔看入了迷：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件主人身份不明的收藏品，正在用那个东西兴趣盎然地挖鼻孔。他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那个东西前后转动着，觉得它出人意料地好用。

“对了，还有一件事……杜戈尔先生。甘波博士死前的那个星期四，您曾经见过他最后一面。他当时的表现是不是很古怪？有什么异常情况吗？心情如何？”

他们一定是非常困惑不解，才会问这么模糊不清的问题。有那么一刻，他琢磨着要不要把一些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不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但是，为了他们好，也为了自己好，他还是决定实话实说。那个挖鼻孔的警员小心翼翼地将他挖出来的鼻屎寄存在椅子下面。

“他很正常。”这句话听起来没有任何帮助，于是，他又扩展了一下，“他的脸有点红，我觉得，看起来午饭吃得不错。不过这也很常见。”甘波一直很自负，威逼杜戈尔干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任务是抄写奥古斯丁手稿。不过，这同样很正常。

警官对他表示了感谢，让他把下一个人叫进来。很奇怪，杜戈尔开始讨厌警察了。他以为警察是一贯正确的，可是这种从童年时代残留下来的想法忽然不见了。他知道，这么想没有理性根据，只是因为没有一个长着鹰脸的警官能够通过直觉和推论明确知道杜戈尔隐瞒了情况，他就表现出了孩子气的失望。这样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回家之前，他沿着长廊走——有几天没检查文件架了，今天下午也忘了问系里的人，是不是已经找人代替甘波了。

没看到什么通知，不过文件架上放着一些他要和其他博士分享的东西。校方细心地放在一旁的社团通告直接飞进了纸篓，陪着一起进纸篓的还有一张希望他成为“学院之友”的邀请函，不过条件是委托银行代付年费。转念一想，他把信封也一并奉上了，既然上面盖着“请重复使用”的章。最后是一张来自秘书处的通知：他能否领一下挂号邮包？

邮包？杜戈尔十分不解。难道他订购什么东西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挂号呢？他去了办公室。一个三十几岁、身材高大、长着一张兔子脸、浑身散发粗野气息、办事毫无效率可言的女秘书正在电话里和什么人描述她的男朋友。杜戈尔的到来打断了她的谈话，她递给杜戈尔一个大信封。信封是浅黄色的，分量不轻，用透明胶带和绳子捆得结结实实。杜戈尔向她道了一声谢，她则用喷鼻息来回应。他把这种表现正确地解释为指责。这种语言胜过简单的言辞，她仿佛在说：“我们可不是开邮局的！”

他离开了那个房间，走之前还和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屁股滚圆，朝九晚五忍受安德拉德小姐坏情绪的打字员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

在走廊的隐蔽处，他仔细地看了看那个信封。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学校的地址，笔体坚定且极为文雅。他把信封翻过来，刚想撕开，却在背面看到了寄信人的地址。

詹姆斯·汉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