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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戈尔把信扔在地上。他读得口干舌燥。他喝了一大口已经温了的茶水，接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安静的房间几乎暗了下来，他发现最后两页字已经看不清了，可是又不想开灯。公共汽车隆隆地驶过楼下的芬奇利路，间或还有高峰时间的喇叭发出痛苦的鸣叫。真奇怪，伦敦本应该像往常那样清空自己。

阿曼达站起身，拧开台灯，拉上窗帘。窗帘旧了，颜色也退了，棉绒布料呈现出一种宁静的蓝色。杜戈尔看着它们。

“他好像有点生气。”阿曼达语调轻快地说，“里面装了多少钱？”

他们开始数钱，每个人拿了半沓。杜戈尔很爱做这件事，感觉自己的手好像是别人的。汉伯里答应给他一千一百英镑，实际上，他几乎多给了一千。

“麻烦的是，”阿曼达若有所思地嘟囔着，“两千英镑可不是恶作剧，能一笑了之。没人开得起这么昂贵的玩笑。”

“哦，这不是玩笑。”杜戈尔厉声道。阿曼达惊讶地看着他，他赶忙道歉。这封信搞得他心烦意乱，读信的过程也很痛苦。但是，他不想把自己的感觉告诉阿曼达，因为她会说这种感觉很愚蠢。相反，杜戈尔说，甘波和汉伯里的死不是一场喜剧。更有可能的是，要么汉伯里疯了（不管他是死是活），要么他不光死了，还说出了真相。阿曼达说“是”的时候，他开始仔细核对目前的几个选项。他可能是对的，但阿曼达希望他的语气不要那么傲慢。

“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她继续慢慢悠悠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这么丧失理智。或者至少不会用那种方式。”

杜戈尔表示同意，他正在努力忽略她批评他傲慢这件事，结果算是成功了吧。这不是第一次了。只要他稍微喝几杯酒，享受音节从嘴里溢出来的感觉时，她就会这么说。或许他是有点傲慢。他的思绪回到眼前的问题上，说出了自己的疑虑：杀死汉伯里的人是不是已经注意到他了？不管那个凶手是李，还是他的某个雇员。阿曼达的回答是否定的，她的口气表明，他们俩的想法截然不同。如果有人看到他和汉伯里在一起，那李早就和他联系了。毫无疑问，她是对的，杜戈尔想，但是他希望阿曼达的语气里能流露出一丝担忧。

“那我们怎么办？”她说。杜戈尔很感激她用了“我们”这个词。他看着她，心想，兴奋之情令她的面容如此鲜亮。让他忧心忡忡的事情，竟把她变得如此美丽。

“要么花掉这笔钱，忘记汉伯里，要么——去一趟罗辛顿，我觉得，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整件事都指向那里，不是吗？手稿、弗农·琼斯和汉伯里的来信。我们可以在那儿度个周末——四处瞧瞧，看看他过去住在什么地方。没准能撞上大运……如果我们得到那些该死的东西，都不知道卖到哪儿去。”

“别这么沮丧，威廉。我们明天就去。”阿曼达对他露出微笑。杜戈尔意识到，她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也回到了有利的位置。想一想，去一个有大教堂的城市玩上一两天也是蛮诱人的。如果他们慎重一点，就不会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难道不是吗？

[1]英式哥特风格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注重垂直的线条感。

[2]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英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

[3]一九一二年，美国珍本书商伏尼契（Wilfrid Voynich，1865—1930）在罗马附近一所耶稣会大学图书馆找到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一份厚达二百三十页，以奇特字体写成的手稿，手稿中还有许多植物、天体和出浴美女等奇异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