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怜悯的小说学

在三卷本《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以下简称《无愁河》）的卷首，有黄永玉手书的一行字：爱，怜悯，感恩。这是他的表叔沈从文对他说过的五个字，他念念不忘，预备作为自己以后的墓志铭。只是如今他先将这五个字刻在了小说《无愁河》的前面，一种伦理的自律随即悄然践行为一种审美的要求，并照亮了这位老者在人生暮年掀起的长河般的写作抱负。

“我认为的好书，”在一封写给密友露易丝·高莱的有关《情感教育》的信里，福楼拜说，“我愿意写的，是一本不针对什么的书，不受外在牵连，全仗文笔内在的力量，就像地球全无支撑，却在空中运行，书中几乎没什么主题，至少是没有明显的主题，如果可能的话……形式技巧越圆熟，同时也愈在消弭自己。形式离弃了一切仪规、定则、分寸，不取史诗而取小说，不取韵文而取散文，不承认正统，像自由意志那样自在写作。”这段话可以直接移作《无愁河》的注脚，在多重意义上，《无愁河》都更接近于《情感教育》，而不是乍一看很容易联想到的《追忆似水年华》，在《无愁河》中，作者首先是处于一种福楼拜式的尽力“消弭自己”的非个性化状态，从而让万物先尽可能地自由呈现，而不是如普鲁斯特般，以充满强烈个性的对于隐约不明意念的执拗捕捉来探究属人的内在真实。

也许这样的将《无愁河》作者归属于福楼拜阵营的判断，会立刻引发质疑：在《无愁河》中，那个老年黄永玉难道不是时时刻刻都忍不住要现身吗？他难道不正是常如福楼拜所反对的那样，在叙述中忽然就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吗？比如，在写尽序子的表兄弟们熬夜做“鬼脑壳粑粑”的开心喜乐之后，作者笔头一转，说：

这里我要提前说一说他们的“未来”。我忍不住，不说睡不着，继续不了底下的文章。他们没有一个人活过八年抗战，没有端端正正地浅尝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的青年时代。……这一群艺术家此刻好梦正酣，离他们未来的不幸还远得很。明朝醒来，还有好多兴奋的事情等着他们。

他写序子向侯哑子学画，末了意犹未尽，一定用括号补充几句属于写作者此刻的感怀：

（近百年的战乱，家乡子弟的凋亡，贫困、漫长残忍的文化绝灭过程中，侯哑子的风筝画作怎么还能苟存人间？……和哑子交谈，不靠心灵靠什么？在高山之巅俯览脚下幽谷，大海岩上远望迷惘的地平线，请问你所为何事？哪里有什么实体？我一辈子从不投靠幻想，却得益于三位既聋且哑的画家的教诲。）

或许，必须认识到在“自由意志”和“消弭自己”之间有可能存在的非矛盾关系，甚至某种必然的过渡，才能够理解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的成功之后一次次向着相反方向的看似徒劳的努力；也才能够理解，老年黄永玉在《无愁河》中的一次次作者介入，并没有损耗那个逝去的朱雀城世界的自足存在，相反，因为有意识地将自我的声音从叙述中剥离出来，他得以在描写那个过往世界的时候，轻装上阵，呈现出一个听者和观者的纯粹姿态，他倾听和观看朱雀城万物的面影，当然也包括倾听和观看那个幼小的、同样以他者面目出现的自己。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写作《无愁河》的黄永玉，也仿佛一个纵浪者，他下沉至那片生他长他的海洋深处，捕捉一切在时间和遗忘中被静静保存的气息，偶尔，他需要浮出水面，呼吸一下现在的空气，以便更为有力地折返深海。

因为所谓“自由意志”，并不单单是任一己心意而行，正如斯多葛派哲人很早就认识到的那样，能够控制自我的人才有可能是自由的。控制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两岁的赤子，一尾鱼，一片树叶甚至一阵轻风，让自己成为男人和女人，成为万物的一分子，成为另一个人，且随时还能保持清醒的自觉，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却也是现代小说书写者必备的教养。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无愁河》在情节上的散漫就轻易指认其隶属于某种中国式的散文书写的小说传统，也只能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偷懒，它通过某种急不可耐的二分式判断，放弃了对于新事物的热烈思索。事实上，倘若《无愁河》真的值得我们珍重，绝非因为什么中国式书写或者某种类似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般的橱窗陈列，而恰恰因为它是极具现代性的写作，是一种就在当下生成的面向世界的有力存在，一种在隐秘中绵延传承的、爱和怜悯的小说学。

过去数十年的中国小说考虑最多的，是致力于摆脱某种集体意识的作者自我，是在和诸如家庭、社会乃至历史之类的庞然大物相对抗中渐趋丰盈的个体自我，这种在摆脱、对抗中日益解放的自我，在带给读者一度的明亮快意之后，如今却正在朝着极度的自恋自得迈进。无论是老一辈作家，还是更为年轻的小说书写者，在他们大多数人的小说中，作者一己的意识和观念都弥天弥地，这个意识和观念或许有厚重轻薄睿智愚蠢深刻肤浅之区别，但几乎同样都是单调的，在得到了一个足够骄傲的自我之后，他们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可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金宇澄的《繁花》在2013年度这个号称中国长篇小说的大年里，奇迹般的近乎压倒性的成功。相较于那些更负盛名的小说家的作品，人们在《繁花》中惊喜地听见了久违的、本真的、人的声音。在那些市井闲话和饭桌闲谈中，不断有人“不响”，在“不响”中成为安静的倾听者，倾听另一个人开始说话，即便在说完之后，他们依旧懂得沉默，让那些已经说出的人声在空气中再静静停留一会儿。在《繁花》中，经常出现五六个人以上的饭局对话，写过小说的人都应当知道处理这样多人对话的难度，而这种多人聚会的场景，就是平静生活中的宏大场面，我们可以说，乔伊斯在《死者》中展现的对于一次圣诞聚会场面的控制力和感受力，是可以拿来与《战争与和平》中有关拿破仑战争的大场面相提并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称《繁花》作者为处理宏大场面的大师。“我这辈子也没写过这么难写的东西，尤其现在正写着粗俗的对话。”依旧是福楼拜致高莱书信里的话，“旅馆一场，可能得花我三个月的工夫，自己也说不好。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深感自己的无能。我宁可尽瘁于斯，也不愿跳过不写。一场谈话，要写五六个（开口说话的）人，好几个（别人谈到的）其他人，还有地点、景物……造句就很难。让最凡俗的人也说话斯文，说话礼貌，表达上就会失掉很多生动别致。”在有关对话造句的艰难这个问题上，《繁花》作者倒是不止一次地在访谈中讲述过心得，他讲，当他回到上海话的日常思维中，那些对话就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