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二天上午，阿切尔走下福尔里弗号火车，出现在波士顿炎炎的夏日中。车站附近的街道弥漫着啤酒、咖啡和腐烂水果的味道，穿着衬衣的行人在这些气味中穿行，熟络而放纵，就像乘客从过道中走向洗手间一样。

阿切尔找到一辆出租马车，驶到萨默赛特俱乐部吃早餐。这里连时髦的街区也有一种凌乱不堪的感觉，欧洲的城市就算再炎热也不会沦落至此。穿着印花棉布衫的看门人懒洋洋地坐在富人家的台阶上，波士顿公园看起来就像共济会举行野餐之后的游乐场。如果阿切尔要想象埃伦·奥兰斯卡不大可能出现的场景，那他想不出一个比炎热荒芜的波士顿更不适合她的地方了。

他胃口很好，不紧不慢地吃着早餐，先吃了一片蜜瓜，然后一边读晨报一边等他的烤面包和炒蛋。他前一天晚上告诉梅要去波士顿办事，必须坐当晚到福尔里弗的船，第二晚再回纽约，自那时起他便重新感到精神百倍。大家知道他会在周初回城，当他从朴茨茅斯远行回来时，一封事务所来的信鬼使神差地放在门厅桌子的一角，十分显眼，足以解释他为何忽然改变计划。他甚至对整件事情办得轻而易举而感到羞愧：这让他想起了劳伦斯·莱弗茨脱身时的老谋深算，一时感到很不自在。但这并没有困扰他很久，因为他无心细想。

用过早餐后，他抽着烟浏览《商业广告》。他看报的时候，两三个熟人走进门，他们如常问候了几句。虽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穿过时空交织的网一样，但上流社会终究还是同一个世界。

他看看手表，发现已是九点半，于是起身走到书房。他在那里写了几行字，吩咐信差坐出租马车到帕克酒店等候回复。然后他坐下来，继续看另一份报纸，同时计算马车到酒店需要多长时间。

“女士出去了，先生。”他忽然听见侍应生在身边说道。他结巴地说：“出去了？——”仿佛那是一门陌生的外语。

他站起来，走到大厅。肯定是弄错了——她不可能在这个钟点出门。他为自己的愚蠢而恼怒——他为什么不一到达就送信呢？

他找到自己的帽子和拐杖，走到街上。这座城市忽然变得陌生、巨大、空旷起来，而他就像一位异邦来的游客。他站在台阶上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决定走到帕克酒店。万一信差得到的消息不对，其实她还在那里呢？

他开始穿过波士顿公园。在树下的第一张长椅上，他看见她坐在那里，头上撑着一把灰色的丝绸阳伞——他怎么会觉得她会撑粉色的伞呢？他走上前，被她倦怠的姿态打动了——她坐在那里，百无聊赖似的。他看着她微微颔首的侧脸，深色帽子下的发髻低低地系在颈背，握着阳伞的手上戴着褶皱的长手套。他又往前走了两步，她转过来看着他。

“噢——”她说，他第一次从她脸上看到了吃惊的表情，但下一刻又慢慢变成了惊喜而满足的微笑。

“噢——”她又呢喃着，声调变了。他站着低头看她，她没有起身，在长椅上给他让出一个位置。

“我是来办事的——刚到。”阿切尔解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忽然开始佯装惊讶地看见她。“你到底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做什么？”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好像隔着遥远的距离向她呼喊，在他追上她之前她可能再次消失。

“我？噢，我也是来办事的。”她回答，扭头向着他，两个人面对面。他几乎没有听见这句话，他只听到她的声音，并诧异地发现她的话在他脑海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甚至记不起她声音低沉，发出辅音时略带沙哑。

“你的发型变了。”他说，心跳快得好像说了一句不可挽回的话似的。

“变了？没有——纳斯塔西亚不在身边，我只能做成这样了。”

“纳斯塔西亚，她没有和你一起？”

“没有，我自己来的。只有两天时间犯不着把她带上。”

“你自己——住在帕克酒店？”

她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她惯有的狡猾：“你觉得那里看起来很危险吗？”

“不，不危险——”

“但不合传统？我明白了，大概是吧，”她想了想，“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做了一件更不合传统的事。”她的眼中流露出一丝讥讽：“我刚刚拒绝要回一笔钱——一笔属于我的钱。”

阿切尔猛地站起来后退一两步。她早已收起伞，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在沙砾上画着图案。他马上又回来站在她面前。

“有人——来这里见你了？”

“是的。”

“给你这个提议？”

她点头。

“而你拒绝了——是因为它的条件？”

“我拒绝了。”她过了一会儿才说。

他重新坐在她身边：“条件是什么？”

“噢，它们并不苛刻，只是时不时和他一起吃饭罢了。”

又是一阵沉默。阿切尔像以前那样猛地一下关上了心门，他坐在那里搜肠刮肚，却无话可说。

“他想让你回去——不惜一切代价？”

“唔——一个很大的代价。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数目。”

他又顿了顿，闪烁其词地说出他感到必须问的问题。

“你来这里是为了要见他吗？”

她定睛看着他，忽而大笑起来。“见他——我丈夫？在这里？这个季节他不是在考兹就是在巴登。”

“他是派人来的？”

“是的。”

“带着信？”

她摇摇头：“没有，只是一个口信。他从不写信。我好像只收到过他一封信。”说到这个，她脸上恢复了气色，阿切尔也跟着脸红起来。

“他为什么从不写信？”

“他为什么要写信？不然他请秘书来做什么？”

年轻人的脸更红了。她说出这个词，就好像它不比她的其他词汇更有意义。他有一刻几乎要问：“那他派了他的秘书吗？”但他依然记得奥兰斯基伯爵给妻子寄的唯一一封信。他又停了一下，再次冒险一试。

“那个人是？——”

“那个信使？那个信使，”奥兰斯卡夫人依然笑着回答，“可能早就走了吧，我也不在乎。但他坚持要等到今晚……以防……可能……”

“所以你来这里考虑那个可能？”

“我来这里透透气，酒店太闷热了。我坐下午的火车回朴茨茅斯。”

他们无言对坐，没有看对方，而是正视前方路上来往的行人。终于，她重新看着他说：“你没有变。”

他很想回答：“我变了，直到我重新见到你。”但相反，他忽然站起来，四下打量这个杂乱而酷热的公园。

“这里太糟糕了。我们何不到海边走走？那里有微风，会凉快一些。我们可以坐轮船到阿利岬。”她抬头看他，有点踌躇，他继续说：“周一早上船上没什么人。我的火车晚上才开，我要回纽约去。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干？”他低头看着她，十分坚持，脱口而出：“我们不是已经做了一切能做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