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新的会议
王四川的猜测让我毛骨悚然，但我内心觉得那不太可能。飞机部队属于空军，在我们的概念里非常神秘，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一共才几架飞机还都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从此中国的飞机工业完全是绝密的。
现在再看，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工业基础，造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部队的大部分伤亡都来自于空中打击，飞机一直是中国军队的痛处。我后来查访当年的资料，看到彭德怀在朝鲜问毛泽东：“我们的飞机呢？”内心非常感慨。
那个年代中国获得飞机技术的唯一途径是苏联，但即使有苏联的帮助，我相信在当年也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吊装能力，那个时候很多工程兵连精密吊车都没见过。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自己有多保守。
在四川提出他想法的第四天，我们被通知参加一次特别会议，我当时心跳骤然加快，知道这次会议，可能决定我们的去留。
这是个小型会议，比我们到佳木斯以来的所有会议规模都小。我们在这个小帐篷里，一共也就十来个人，没有放映机，但一看坐在前头的几位，全都是饭里有鸡腿的主儿。一个是之前认识的程师长，但他却不坐在正位，坐正位的人，穿着深色的中山装，大约六十岁，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一眼看去很不一般。
等程师长开始一一介绍，我们都站起来握手，才意识到此人的价值。在这里照例我不能说，不过当年中科院没多少人，在系统里的人也许能猜到他是何方神圣。此人有个外号，比本名更广为人知。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我并不意外，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加上这里的机密度，有一位朝野大员亲自把握，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落座以后，由中山装老人带头，我们再一次宣誓保密。
我在这个故事里，一共宣誓了三次，这就是最后一次。如果你认为我之前的事情已经算是匪夷所思的话，那之后的故事，会更让你无法接受。
从这篇文章开始以来，我之所以选择平铺直叙，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在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接受后面的故事。
当时与会的一共是十一个人，除了六个领导外，剩下五个包括我们都是被选中参加任务的人员。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名单。事实上，不用再看我也能背的出来。
他们是我，王四川，田小会、朱强和阿卜买买提。我和王四川属于基层的地质勘探员，田小会和朱强都是院里的。田小会就是老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李四光麾下的学生，当时已经是主任级别，说是小会，实际也比我们大了很多岁。
阿卜买买提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看样子可能是在后方指挥工作。
朱强是摄影师，以前没见过，但我被救上来以后开的第一次赶鸭子会，摄影机是他安装的。
整个会议过程非常短，其实那只是一次非常简短但是不可抗拒的任务安排。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将要进入到深渊中去。这一次，不是使用钢缆，而是飞进去。
说完这个，王四川就看了我一眼，表示他的未卜先知，但他脸上并不是得意的表情，反而是一种严肃下的悲切。
程师长汇报，这本来是既定的计划，在老猫第一次幸存回去通报了洞里的情况之后，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计划。计划一共有两个方案，第一是准备从苏联进口一家大型飞机，但是和苏联交恶后，很难再进行这样的活动；第二是使用中国现有的飞机，但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现在运到了吊装设备等零件运进来还要很长时间。
后来裴青发现了吊装仓库里还有日本人的轰炸机零件，因为这里的起飞铁轨都是根据日本的规格来设计的，所以，他们决定使用那些零件，再组装出一架“深山”轰炸机。
经过工程师们不分昼夜的工作，这架飞机即将完成最后组装，因为中国没有能驾驶这种大型轰炸机的驾驶员，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滞留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作为主驾驶，由一个投降的国民党飞行员作为副驾驶。
我一下就意识到他们说的是伊万，但是，伊万没有出现。显然飞行员不需要知道我们这方面的事。
我当时的感觉无法形容，以至于会议后面的内容，我完全就没有听进去。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认命。
会议后，我们被安排进行了很全面的体检，之后是继续等待。
我通过朱强，知道了那个伊万真实的背景。他是苏联的功勋飞行员，平时做飞行教练，因为特技出色，被称为疯狂的伊万。据说从前他为了向袁喜乐求婚，使用轰炸机在空中做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大空翻动作。这个动作本来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但他竟然侥幸成功了。
因为这件事情袁喜乐才接受了他的追求，不过他也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为了避免刑罚，他作为最后一批专家过来援助中国，但来了没多久中苏关系就僵了，他为了袁喜乐滞留在国内没有回去。
他可以说是那时的中国能驾驶轰炸机进行这种飞行的唯一的人。
我听了不置可否，更加觉得自己没戏了，两厢对比，我是一个瘪三地质队混混，他是功勋飞行员，而且和袁喜乐有过那么激烈的过去。
不过，反正她已经离开了，以后见到她的机会几乎没有，无论她是怎么想的，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等待期间，我一直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王四川则一直焦虑，但我们没有再对这件事情进行讨论。一来是不允许，二来是我们都没有心思，谁有心思讨论自己可能会怎么死？
朱强因为要安装摄像机，所以先进了幕布里，但他也没有对我们说什么，只说拍了一些资料先送到地面上。为了以后公开播放的时候，不让人认出那是日本的飞机，他得把那些膏药旗贴上胶布盖住。
我想着，既然可以做这种门面工夫了，那飞机一定已经经基本成型，不由得更加忐忑。
我和王四川的深厚友谊，大约是在这段时间建立的。在当时，我们都怀着对周遭一切的疑惑、恐惧，以及对很多事物的基本共识，由此更容易互相信任。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利益可以供我们琢磨。
现在再看，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工业基础，造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部队的大部分伤亡都来自于空中打击，飞机一直是中国军队的痛处。我后来查访当年的资料，看到彭德怀在朝鲜问毛泽东：“我们的飞机呢？”内心非常感慨。
那个年代中国获得飞机技术的唯一途径是苏联，但即使有苏联的帮助，我相信在当年也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吊装能力，那个时候很多工程兵连精密吊车都没见过。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自己有多保守。
在四川提出他想法的第四天，我们被通知参加一次特别会议，我当时心跳骤然加快，知道这次会议，可能决定我们的去留。
这是个小型会议，比我们到佳木斯以来的所有会议规模都小。我们在这个小帐篷里，一共也就十来个人，没有放映机，但一看坐在前头的几位，全都是饭里有鸡腿的主儿。一个是之前认识的程师长，但他却不坐在正位，坐正位的人，穿着深色的中山装，大约六十岁，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一眼看去很不一般。
等程师长开始一一介绍，我们都站起来握手，才意识到此人的价值。在这里照例我不能说，不过当年中科院没多少人，在系统里的人也许能猜到他是何方神圣。此人有个外号，比本名更广为人知。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我并不意外，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加上这里的机密度，有一位朝野大员亲自把握，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落座以后，由中山装老人带头，我们再一次宣誓保密。
我在这个故事里，一共宣誓了三次，这就是最后一次。如果你认为我之前的事情已经算是匪夷所思的话，那之后的故事，会更让你无法接受。
从这篇文章开始以来，我之所以选择平铺直叙，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在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接受后面的故事。
当时与会的一共是十一个人，除了六个领导外，剩下五个包括我们都是被选中参加任务的人员。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名单。事实上，不用再看我也能背的出来。
他们是我，王四川，田小会、朱强和阿卜买买提。我和王四川属于基层的地质勘探员，田小会和朱强都是院里的。田小会就是老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李四光麾下的学生，当时已经是主任级别，说是小会，实际也比我们大了很多岁。
阿卜买买提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看样子可能是在后方指挥工作。
朱强是摄影师，以前没见过，但我被救上来以后开的第一次赶鸭子会，摄影机是他安装的。
整个会议过程非常短，其实那只是一次非常简短但是不可抗拒的任务安排。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将要进入到深渊中去。这一次，不是使用钢缆，而是飞进去。
说完这个，王四川就看了我一眼，表示他的未卜先知，但他脸上并不是得意的表情，反而是一种严肃下的悲切。
程师长汇报，这本来是既定的计划，在老猫第一次幸存回去通报了洞里的情况之后，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计划。计划一共有两个方案，第一是准备从苏联进口一家大型飞机，但是和苏联交恶后，很难再进行这样的活动；第二是使用中国现有的飞机，但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现在运到了吊装设备等零件运进来还要很长时间。
后来裴青发现了吊装仓库里还有日本人的轰炸机零件，因为这里的起飞铁轨都是根据日本的规格来设计的，所以，他们决定使用那些零件，再组装出一架“深山”轰炸机。
经过工程师们不分昼夜的工作，这架飞机即将完成最后组装，因为中国没有能驾驶这种大型轰炸机的驾驶员，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滞留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作为主驾驶，由一个投降的国民党飞行员作为副驾驶。
我一下就意识到他们说的是伊万，但是，伊万没有出现。显然飞行员不需要知道我们这方面的事。
我当时的感觉无法形容，以至于会议后面的内容，我完全就没有听进去。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认命。
会议后，我们被安排进行了很全面的体检，之后是继续等待。
我通过朱强，知道了那个伊万真实的背景。他是苏联的功勋飞行员，平时做飞行教练，因为特技出色，被称为疯狂的伊万。据说从前他为了向袁喜乐求婚，使用轰炸机在空中做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大空翻动作。这个动作本来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但他竟然侥幸成功了。
因为这件事情袁喜乐才接受了他的追求，不过他也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为了避免刑罚，他作为最后一批专家过来援助中国，但来了没多久中苏关系就僵了，他为了袁喜乐滞留在国内没有回去。
他可以说是那时的中国能驾驶轰炸机进行这种飞行的唯一的人。
我听了不置可否，更加觉得自己没戏了，两厢对比，我是一个瘪三地质队混混，他是功勋飞行员，而且和袁喜乐有过那么激烈的过去。
不过，反正她已经离开了，以后见到她的机会几乎没有，无论她是怎么想的，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等待期间，我一直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王四川则一直焦虑，但我们没有再对这件事情进行讨论。一来是不允许，二来是我们都没有心思，谁有心思讨论自己可能会怎么死？
朱强因为要安装摄像机，所以先进了幕布里，但他也没有对我们说什么，只说拍了一些资料先送到地面上。为了以后公开播放的时候，不让人认出那是日本的飞机，他得把那些膏药旗贴上胶布盖住。
我想着，既然可以做这种门面工夫了，那飞机一定已经经基本成型，不由得更加忐忑。
我和王四川的深厚友谊，大约是在这段时间建立的。在当时，我们都怀着对周遭一切的疑惑、恐惧，以及对很多事物的基本共识，由此更容易互相信任。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利益可以供我们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