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爸爸说的没错，凯瑟琳的确有很多藏书。屋子左侧的大部分空间都属于藏书室，藏书室内的整整三面墙前都放满了书——书一直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每面墙柜前都有一架小梯子。总的来说，这间藏书室并不特别，至少和我从电影里看到过的藏书室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这间藏书室存在明显的不同。每一面书墙的两侧都装着一根亮蓝色管子（与时研会钥匙的亮光一模一样），从底部直通到顶端并向天花板延伸，四条管子最终在天花板中心相交，正好形成一个大大的蓝色叉形。

我又将目光转移到了房内的电脑上。金属架子上堆着几十个硬盘驱动器。一旁有三张工作台，每张台面上都放着一组双显示屏。工作台的右侧摆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奇怪装置，但我认出了它的中央部分。一个不知什么材质做成的外壳中放置着两枚时研会圆挂件，外壳周围则连接着一簇电线。外壳的顶部是一块有色玻璃，它稍稍压黯了挂件发出的蓝色光芒。一条粗粗的绞合电缆粘在外壳上，约四五英尺长，从电脑工作台一直延伸到书墙，并与一根亮蓝色管子相连。

“这些……都是什么？”

“凯特，正是这些东西将这个屋子打造成了一个安全的藏身所。”外婆回答道，“你不知道我们为了把这些东西从欧洲搬到这里来花了多大工夫，在路上还得确保它们得到保护。当初要是让你来意大利会方便得多，但恐怕你妈妈怎么也不会同意的。

“科纳给这里设计了一个很棒的系统，它能增强时研会钥匙发出的信号，扩大了保护界范围，使得房子外二十英尺以内都多多少少能受些保护。”

科纳又补充道：“需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就从余下的钥匙中拿出一枚带在身上。我本想把整个院子都保护起来，但那就需要用到三枚钥匙——我担心再扩大保护范围会造成系统过载。”

“你们所说的保护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想起了基尔南在地铁里问我的话，“为什么她放心让你毫无保护地出来活动？”

“保护我们不受时间变换的影响，”科纳答道，“在这屋子里的任何事物，以及任何身上携带了钥匙的人，都不会被时间变换所改变。比如我和凯瑟琳就分明记得你看到的第二张照片才是真正的那一张，它和这屋里其他东西一样被保护了起来。但你看到的第一张照片……以及保护界之外的所有人和事……都已经被改变了。”

“那第一张照片进了这个屋子后怎么没有变回去？”我怀疑地问道，“如果这地方是个类似安全保护界的场所，它里面的东西不该都是真实的吗？”

凯瑟琳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凯特。那张照片在时间变换发生时并没有受到保护。这就像……像你在口腔科做X光检查时围着的铅围裙，你穿着它时能免受射线伤害，但你若是已经遭到了辐射，事后再穿上围裙也没有用。我们这儿的资料都是一直受到保护的，也包括已经数字化并上传到服务器的文件——这些都得到了妥善保存。但是，我们从外部带回来的其他东西都可能已经改变了。事实上，任何外部来的东西肯定是已经改变了，除非某个戴着圆挂件的人经常将它们带在身边。但一旦进入到屋里，它们就不会再改变了。”

“那么说……的确讲得通。好吧，我已经见到……”我停下话头，在心里数了数。“我已经见到五块圆挂件了，包括基尔南的那块。我猜西蒙，就是抢了我书包的那个，一定也有一块。它们都是哪儿来的？你们已经掌握复制圆挂件的方法了吗？”

“不，其他的钥匙和日记都是我搜集来的，”凯瑟琳在一个工作台前坐下，回答道，“普鲁登斯失踪前，我没怎么花心思去寻找那些去了别的时代的同事。我只是小心警惕着索尔的出现，因为他可能穿越到了任何地方、任何时代。

“而普鲁登斯消失了之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里，花了几周的时间拼命搜索时研会钥匙的信号。我觉得有一次我差不多就要消失在那个黑洞里了——透过圆挂件，我只能看到一片漆黑的虚无。”

我犹豫了一下，问道：“你觉得普鲁登斯去了哪里？是去了……那个黑洞吗？”

“虽然很难接受这样的假设，但我一开始的确觉得有这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性是，索尔找到了我们，然后带走了普鲁登斯。不管怎样，我那时已经决定要去搜集余下的所有钥匙，绝不能再让其他人像普鲁登斯一样失踪。一共有二十三名时研会历史学家被困，每人手上都有一把钥匙。幸运的是，我们大部分都去了相对现代的时空，只有四个去了十五世纪以前。有些历史学家是组队行动的，以前我和索尔就常常那样做。鉴于时研会总部在北美，不可避免地在研究领域上有些不平衡，所以我们中有十二名成员研究的都是北美地区的历史，另有六名去了欧洲，其余的则分散到了世界各地。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找到了十把钥匙和几本日记，我最后一次穿越前自己也带了几本日记。很多钥匙都由家族成员一路继承了下来，被当作一件古怪的传家宝或是奇特的首饰。很多人都觉得这圆挂件有些邪门，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有什么人曾说它会发光会移动，总感觉不吉利，巴不得把它处理掉。有一个研究纳粹德国史的研究员竟然摧毁了他的钥匙和随身携带的日记。我在他临死前找到了他，他说那么做是因为害怕纳粹发现并掌握这种技术，他冒不起那个险。

“现在想起来，他那么做是对的。要不是因为我确信无论在何时何地，索尔必会凭着穿越技术为非作歹，我也会把搜集到的每一个钥匙都销毁了。但幸好我没那么做，因为在事故发生的三年后，我注意到了第一个变化。”

凯瑟琳转向一台电脑，点开了一个文件夹中的文档，一个图像跳了出来。那是一张文件的扫描图，黄色的底纸上有许多签名，分别归在“女士们”和“先生们”两栏下。文件顶部写着：

妇女权利大会，塞尼卡福尔斯，纽约州，1848。

“普鲁登斯和黛博拉两三岁的时候，我曾经装裱了这份文件，将它挂在大学办公室的墙上，所以她俩应该对它很熟悉了。一共有一百个人，其中六十八名女性和三十二名男性，在这份《情感宣言》(1)上签了字。但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上面现在有一百零一个名字。中间一栏的底部还有一个名字——普鲁登斯·K·兰德。后来这个名字也出现在了其他一些文件中。”

“但是……为什么叫普鲁登斯·兰德呢？妈妈结婚前的姓是皮尔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