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怪的教授

1863年5月24日，一个星期天，我的叔叔里登布洛克教授匆匆赶回他居住的小房子。这座小房子坐落在科尼街19号，位于汉堡最古老的城区一条最古老的街道上。

女佣玛莎一定以为自己延误了做饭，因为饭菜才刚刚放进烤炉。

“这下可好了，”我自言自语道，“他可是个急性子，如果他饿了，一定会大喊大叫制造出天大的声音。”

“里登布洛克先生回来这么早啊！”可怜的玛莎半开着餐厅的门，惊慌失措地大声喊叫着。

“是啊，玛莎，不过不用担心饭还没做好，现在还不到两点钟。圣迈克尔教堂的钟刚刚敲过一点半钟。”

“可是，为什么主人这么早就回来了？”

“或许他自己会告诉我们的。”

“他来了！阿克塞尔先生，我得走了。你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最好躲起来。”

说着，玛莎回到厨房——她那个安全领地去了。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但是，要想成功说服一位脾气暴躁的教授，像我这种优柔寡断的人是无法做到的。我正打算悄悄地跑回我在楼上的小屋，这时临街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只听沉重的脚步踩得楼梯“嘎吱嘎吱”作响，这所房子的主人已经迅速穿过餐厅，向他自己的房间奔去。

但是，就在他迅速穿过餐厅的时候，他把他的榛木手杖扔到了一旁，把他毛茸茸的宽边帽丢到桌子上，又不容置疑地对他的侄子命令道：“阿克塞尔，跟我来！”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教授又一次向我大喊大叫起来：“怎么？你还没过来？”

我不敢怠慢，赶紧跑进这位严厉的主人的书房。

奥托·里登布洛克不是一个坏人，我从不怀疑这一点，但是除非他发生很大变化，否则他这一辈子都将会是一个最具怪癖的人。

他是约翰学院的教授，讲授矿物学，每次讲课，他总会发一两次脾气。他并不关心他的学生是否准时上课，是否用心听他讲课，他也不在意学生们将来是否会学有所成，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他从不操心。用德国哲学家的术语来说，他讲课是“主观的”，他讲课只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他是一个有学识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一口科学的深井，但是要想从这口深井里打上水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句话，他在学问上是个吝啬鬼。

在德国这样的教授很多。

不幸的是，我的叔叔说起话来并不怎么流利，与朋友闲谈时倒还好一些，但在公共场合就不行了。作为一个演讲者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遗憾的缺点，因此在学院讲课的时候，教授常常会突然停下来，和一个难以从嘴里说出来的、特别刁难人的词较劲，而那个词也似乎要顽抗到底，难度不断膨胀，最后终于被教授以不太符合科学规范的粗话的形式说了出来，为此他随后便会大发雷霆。

在矿物学里有很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术语，都很拗口，很难发音清晰地读出来，甚至就连诗人的嘴也很难讲出来。我并不是诋毁这门科学，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可是当一个人碰到类似“斜方六面结晶体”，“树脂沥青化石”、“钙黄长石”、“深绿辉石”、“辉钼矿”、“钨酸锰”、“钛酸氧化锆”这样的词汇时，即使最灵活的舌头也会打结。

因此，在这座城市里，大家都知道我叔叔这个可以原谅的缺点，学生们会乘机取笑他，等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看到他结结巴巴的样子，他们会哄堂大笑。这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即使对于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尽管总是有很多人来听里登布洛克教授的课，我不无遗憾地推测其中一定有不少人是来欣赏教授发脾气的，并以此为乐。

不管怎样，我必须反复声明的一点是，我叔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名副其实的学者，尽管他有时会由于过度兴奋而动作鲁莽，把一些标本损坏，但是他却兼具地质学家的天赋和矿物学家敏锐的观察力。用起他的锤子、钻子、磁针、吹风管和硝酸瓶子来，他是很在行的。通过某一种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熔性、声响、气味和味道，他可以准确无误地判定它在当今科学所发现的六百多种矿物质中归属于哪一类。

里登布洛克在大学和学术界都享有盛誉。亨弗里·戴维(1)先生、洪堡(2)先生、以及船长约翰·富兰克林(3)和萨宾爵士(4)，他们每次路过汉堡都要前来拜访他，还有贝克雷尔(5)、埃贝尔曼(6)、布鲁斯特(7)、迪马(8)、米尔恩·爱德华兹(9)先生、桑特·克莱尔·德维尔(10)先生，他们都乐于向他请教化学领域中最艰深的问题。他在这门科学领域中有过很多重大的发现。1853年，奥托·里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出版了他著名的《超结晶体学通论》，这是一部附有彩色插图的巨著，但由于成本过高，以致入不敷出。

除了这些荣誉之外，我的叔叔还担任过俄国大使斯特鲁夫先生的矿物博物馆馆长，那里的收藏品是全欧洲最著名的。

现在，正向我急躁地大喊大叫的就是这位大人物。你们可以想象，一个高高的、瘦瘦的人，有着强健的体魄、白皙的皮肤，虽然他已经五十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岁。他的眼睛在大大的眼镜片后不停地转动着，他的鼻子长长的、尖尖的，犹如锋利的刀刃——有一些顽皮的学生说那是一块磁石，可以吸起铁屑。不过，那些话仅是恶作剧的谣言，其实他的鼻子只用来吸鼻烟，而且好像吸的量还很大。

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我叔叔迈一步足有3英尺。他走路时双拳紧握，不难看出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因此我想这已经足够使人清醒地认识到，陪伴在他左右一定是个错误决定。

他这栋位于科尼街的住所，属于半砖半木结构，整个庭院被锯齿形的山墙围绕，旁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运河经过，与城中其他河流纵横交错。1842年，这里发生过一场大火，这一街区却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

确实，这所老房子看上去有些倾斜，靠近街道的那一部分向外凸出。它的屋顶则向一旁倾斜，有些像美德协会(11)的学生们戴的帽子。房子的垂直线也不太精确，但毕竟还很坚固，这要感谢房子前面的一株根深叶茂的老榆树支撑住了它，每到春天，那棵树的一些小树枝就会伸进窗口。

我叔叔在德国的教授中算是比较富有的。这所房子和房子里的人完全归他所有。这些人包括他的教女格劳本——一个十七岁的维尔兰(12)少女，还有女佣人玛莎和我。由于我是个孤儿，又是他的侄子，因此成了他实验室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