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一）

第一个瞬间：崇祯皇帝的忧郁

崇祯四年十一月，北京，紫禁城，深夜

十一月份的北京城，已是到了一年中极寒冷的时节了，本来已是极冷了，这些年天象又不好，夏日里连月不雨也属寻常，这冬天自然就更加寒冷了，滴水成冰也不是说说的。全城街道上一片冷清寂静——北京城是有夜禁的，初更后一般人就不可在街头出行了，否则被五城兵马司的差役给捉了去是要挨罚的。

而作为大明帝国的核心中枢所在。紫禁城内的规矩更是森严，各处宫室的大门一律紧闭不说，就是火烛也大都熄灭，紫禁城中黑压压一片，唯有乾清宫一带依然灯火通明——这里便是明朝皇帝日常办公和起居的地方，当今天子朱由检极其勤政，像这样批阅奏折工作到深更半夜乃是常事。外面虽是深夜苦寒、冷风刺骨，却仍有许多太监侍卫昂首站立于宫室外廊两侧，随时等待里面一声呼唤，就能马上为之四处奔走。

此时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虚岁刚刚过二十二岁，登基即位已有四年，虽然在后世的历史书中他是个悲剧人物，但在当时，尤其是刚刚登基为帝那几年，朱由检在朝堂和民间的声望还是非常高的，以至于被吹捧为“圣人出”——想想看，从他的曾祖父嘉靖……甚至更早一点的正德开始，明帝国连续若干代皇帝，按照东林党一干文人的记载，居然没一个是精神正常的：要么是酷爱游山玩水外带封自己做大将军；要么一心修道求长生；要么就是几十年不上朝，还专门跟大臣对着干；再或者就是个吃丹药吃死了的短命鬼；到上一代的天启皇帝则还要更夸张：居然不管朝政，把一切政事委于亲信太监之手，自己专爱做木匠！

相比之下，当今的崇祯天子朱由检不好色，不懈怠，每每处理国事到深夜，虽然成效具体如何，在短时间内似乎还看不出来，可光是这份勤勉姿态，也足以让受够了懒惰皇帝的大臣们激动不已了——他们这些“贤良忠臣”们熬了好几十年，总算摊着一个“敬业”的皇帝啦！

更何况，这位年轻的崇祯皇帝在上台之后不久，便无声无息解决掉了权势滔天的九千岁魏忠贤，手段干净利落，给满朝士大夫出了一口恶气，怎么看都像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中兴之主。

扫清邪恶的阉党之后，这位少年天子又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让朝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众正盈朝”之景象。还撤销掉了东厂这个特务机构，以此来表示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的全方位信任。一时间赢得士林一片赞誉，称其为尧舜再世……虽然“众正盈朝”的大明朝廷这两年似乎没出现什么盛世景象，反倒是天灾不断、边防崩溃，连续被东虏打到北京城下，陕西、山西一带的流寇也是越闹越凶，给皇帝的声望稍微带来一定影响。但靠着士林的竭力吹捧，这位皇帝的“英主”光环暂时还没有完全褪色。

不过，即便如此，眼下的崇祯皇帝也已经过得十分愁苦，虽然还是一个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的鬓角边上竟然已经出现了几丝白发。但总体而言，此时的崇祯皇帝至少还有继续勤政的动力，对大明王朝的未来还没有失去信心——此刻，朱由检才刚刚在灯下批阅完一叠奏折，示意旁边小太监抱下去，明日一早就要发往内阁让阁员们副署。他本人则有些轻松的伸了个懒腰，喝了一口茶水。

“……皇上，已经丑时了，该歇息了，要保重龙体啊！”伺候在旁边的大太监曹化淳提醒道。

“……不必多言，曹大伴，朕再看一会儿奏章。”崇祯皇帝毫不在意地答道。

曹化淳叹息一声，转身端上来一碟桂花糕，说是皇后娘娘知道万岁爷每每操劳国事到深夜，亲手制作了这些小点心，企盼万岁爷多多保重龙体……崇祯用了几块，眼睛却又落到桌旁另外一叠高高的奏章上。

对于很多皇帝来说，批阅奏章属于辛苦活儿，但崇祯皇帝登基的时间还不算太久，对于这项工作还没有彻底厌烦——现在的朱由检还好像一个勤劳老农民，见不得地里有杂草。不管多累，每日的奏章必定要处理完毕才肯就寝。所以只略微休息了一下，这位年轻的皇帝又开始投身于无穷无尽的案牍工作之中。

——照例是先翻看“引黄”和“贴黄”，那是通政司预览官员们写的关于奏折内容的介绍以及纲要，皇帝根据这些内容来判断哪些奏章属于紧急事务，必须要尽快做出回应，而哪些奏章不过是常例故事，可以不理会或是拖一拖。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塘报”，历来都是朝廷的重点关注目标，凡有关军务之时，下面总是以最快速度报上来的，崇祯皇帝以前在批阅奏章时也总是优先寻找塘报。只是最近他有点怕看见这方面的东西——报上来的总是战败，民变、兵变……几乎每一份塘报都是一个窟窿，需要朝廷拿出大批钱粮物资去弥补，而且即使投下了巨额的钱粮物资，也未必能补得上。而皇家的内库却已经快空了……

麻烦归麻烦，事情总还要做——崇祯皇帝揉了揉额头，再次取出奏折，逐一摊开在桌面上。

果然不出所料，和以往一样，这些奏折里面大多数都是纯粹的废话，剩下的不是哭穷就是诉苦，还有就是一边遮遮掩掩地报告坏消息，一边互相推卸责任，真正能够有点实质性建议的内容几乎完全看不到。

——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的旱情仍在继续，不仅衣食无着的饥民暴动四起，粮饷匮乏的边军也纷纷倒戈哗变。自从白水王二于天启末年起事以来，饥民流贼四处劫掠，陷堡略城，犹如难以根除的跗骨之蛆：官兵向东，流贼向西；流贼前走，官兵后追。整个陕北到处都是漫山遍野的贼兵，官府根本清剿不过来。

幸好，崇祯初年的农民军尚无推翻大明王朝的明确意愿，他们大抵只是为饥寒所迫愤，而举旗抗税，靠武力夺取官府以及当地豪绅大户粮食，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饿时再举旗的日子，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明军妥协与招安——当此时，杀人放火等招安的水浒好汉深入民心，农民军渴盼吃饱不饿，若能有好前途绝不介意投降朝廷、为朝廷效力剿平“方腊”“辽贼”。如果大明朝廷能够有效地组织赈灾，如果大明朝廷能够带来足够的粮食，如果朱明朝廷能够寻找到输出危机的方向，陕西早期的民变是不难平息的。

大明朝廷官吏对此情弊，亦是相当明白，可他们没有毅力也没有能力解决难题，三边总督杨鹤就曾经向崇祯皇帝如是解释说：“……三秦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如欲散贼，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