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五章 大思辨=文艺复兴（第2/2页）

朱祁钰不住的点头，这是先儒，不是腐儒，先儒讲的大同世界，腐儒们站着喝酒长衫。

这条路走着走着，就走歪了，具体而言，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胡濙继续说道：“道家构建的大同世界是天放，无何有之乡，遂有至德之世。无为而治，天下泰安。”

“法家的大同世界是一断于法。”

“法虽然只能由君主制定，不过法一经制定，公之于众，不仅所有吏民要遵从，就是制定法的君主也要遵守。是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墨家的大同世界是人与人兼相爱，交相利，并以此为基础，一切尚同于天子。”

“在墨子的世界里，你爱我，我爱你，亲人之亲如己之亲，爱人之财如己之财，所有人生活在一片爱声之中。”

胡濙讲明白了诸子百家构建的理想国，大同世界的瑰丽。

法家更像是社会契约论的世界，墨家更像是一个博爱的世界，道家更像是自然而然的世界，儒家则是王道乐土的世界。

管学则是各方面都沾了一点，不属于各方，更像是杂家，讲仁义高于利，又讲仁义基于利。

这些大同世界是诸子百家在血腥现实面前，总结出的政治的总体设计和战略目标。

胡濙感慨万千的说道：“所以，孔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文子、韩非子、商鞅对百姓流离，天下苦难，无不有一种追求，那就期盼圣人出，而天下治。”

“他们怒骂战国时的所有诸侯为率兽食人之辈。”

朱祁钰明白胡濙的意思，大同世界是思想家们的龙旗大纛，他们扛着龙旗大纛，批判君主，针砭时事，这是一种朝廷的自我调节。

诸多大同世界的理论，是一种精神和舆论制约。

在诸子百家的叙事之中，所描绘的圣主、圣王、盛世成了一面镜子，置于君主之旁，成为一种无形的理论制约。

这种理论上的制约，和六科给事中行封驳事，制度上的制约，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这种自我调节，正在逐渐失效。

朱祁钰摇头说道：“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许多人避实就虚，空谈大同，而不行大同之法，高举大同，却为一家之私利狺狺狂吠，毫无德行可言。”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苏平、苏正居然拿着为大明出生入死的夜不收获救消息，卖给了瓦剌的奸细，只为了区区三百两银子。

苏平、苏正皆为儒生，他们也是在举着大同世界的龙旗大纛，对皇帝口诛笔伐，说皇帝穷兵黩武。

他们真的关心百姓吗？不是，但是他们不过是为名，为利罢了。

大明出了问题。

胡濙说道这里的时候，表情戚戚，他无奈的说道：“天下并无圣人，陛下秉持公器，群臣如九窍，各司其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劝谏是必然的。”

“这种劝谏往往是失效的，比如稽戾王不顾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文臣武将的集体反对，执意亲征。”

“唉。”

在场的众人，无不叹息。

土木堡之变是鼎盛大明的一道深深的疤痕，即便是它愈合了，但是他带来的历史教训却是影响深远。

胡濙无奈的说道：“君主凌驾万物之上，士大夫行劝谏之事，往往拿不准主意，所以都会送到礼部，先把把关，这也是规矩之一。”

“凤阳诗社坏了规矩，朝中禁谈南迁、议和，他们摇唇鼓舌，制造风力，被陛下斩首，也是应当。”

苏平和苏正是因为把消息卖给了瓦剌的奸细，才被送去的解刳院。

朱祁钰十分郑重的点头说道：“进谏、纳谏，本君圣臣贤之良事，现在却成了朝中党争的工具，朕十分的痛心。”

胡濙十分认同的说道：“陛下，当初商鞅见秦孝公，秦孝公也不愿意采纳商鞅之法，就更法之事，甘龙、杜挚、公子虔与商鞅各持一说，数日之后，秦孝公才觉得商鞅之法更妥善。”

“梁惠王和齐宣王并不喜欢孟子的仁政说，但他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向孟子求教治国之术。”

“进谏与纳谏，无论哪家哪派都在提倡，进谏和纳谏便成为了公认的至德，并以此作为衡量贤主忠臣。”

“陛下，儒家走进死胡同了。”

儒家的经典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于谦、胡濙、丘濬、襄王、李宾言、徐有贞等等，不约而同的去其他诸子百家中，寻求解决之道。

于谦经常引用老子学说，讲外王内圣，讲百年树人，讲国家之制。

胡濙自认无德，直接说儒家走进了死胡同，再不变，大明亡于腐。

丘濬主张仁义基于利，襄王主张利柄轻重论，李宾言心怀宇宙，仰望星空，观望自然之道，总结了六等秩和四时之序。

徐有贞和陈镒，更像是墨者而不是儒者，他们对车驾被穷民苦力所坏，不以为意。

两个抠脚大汉，为了惓惓以生灵为念，跋山涉水，不讲斯文礼仪只讲工效。

正如朱祁钰所言，大明的儒教礼法出了问题，伴随着土木堡之变的大痛苦，必然有着大明朝的自己的大思辨。

中原王朝的大思辨，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大约性质相同。

只不过中原王朝的大思辨，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已经把大思辨认定为常事了而已。

朱祁钰明白了胡濙的意思，点头说道：“多一个选择，多一个道路，多一个参考，多一个角度，方能政通人和，有治平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