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2/11页）

当时，牛兰夫妇隐蔽非常深，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无可奈何。

那时的上海有个特点，全世界的各种投机者使用各种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骗钱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布租界内外，见怪不怪。牛兰夫妇被捕，从口供、身份辨别不出来要害证据。案子虽然棘手，但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但就在这个关键点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上海工人武装力量纠察队副总指挥，一度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大”以后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特科负责人是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人就是顾顺章。顾顺章对党的秘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损失。

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给徐恩曾做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在顾顺章叛变的第二天获得情报，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的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向外转移。对此事聂荣臻同志有段回忆，说：“那两三天非常紧张，恩来和我们都没合眼，终于抢在敌人之前完成任务。”

当国民党军政人员按照顾顺章的口供扑到上海，把各个据点一扫而光，绝大多数据点都没有找到。后来，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当然他说得太绝了，哪是差5分钟，周恩来同志其实早就转移了。

后来周恩来多次讲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中。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虽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顾顺章叛变的影响被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于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并没有暴露身份。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见效果。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代英获得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代英提前释放。

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时顾顺章叛变了，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两个人物就是牛兰夫妇。

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1931年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二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这两人潜入瑞金。后来行动没有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这件事。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里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

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使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瘫痪。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做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组织具体的营救工作，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67.“牛兰夫妇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谜（下）

1931年夏天，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关押、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一度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直到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才得以逃出监狱。

牛兰夫妇被捕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曾全力开展营救。中共中央方面派出营救牛兰夫妇的主要负责人是潘汉年，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营救牛兰夫妇的是佐尔格。

佐尔格是德国人，也是大名鼎鼎的苏联情报工作者。在“二战”期间德国疯狂进攻苏联的时候，包括在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时候，由于佐尔格成功地搜集到了日本不会大举进犯苏联的情报，及时向斯大林报告，使斯大林能够从东方抽掉大量的兵力放在西部战线，使莫斯科没有被攻陷，而且苏军对德军的反击提前了。

这是佐尔格的情报对苏联的巨大贡献。佐尔格由此被苏联的情报机构当做了一个雕像，认为他是苏联情报局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情报工作者之一。甚至到了1964年，佐尔格还被赫鲁晓夫追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佐尔格与牛兰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两人年龄相仿。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

二是两人出生地相近。牛兰出生于乌克兰，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两人的工作语言都是德语。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时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

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相似。首先，两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两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其次，两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率队攻打冬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现在两个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