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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成了靠前指挥、成功组织抢险的英雄,孰不知,我已经成了千古罪人!我晚上常常从睡梦中惊醒,仿佛看到死难的矿工从污浊的深水中醒过来,一个个伸出双手在我面前哭诉,睁着愤怒的眼睛向我唾骂。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良心谴责,什么叫把灵魂押给了魔鬼。我疯狂地工作,是为了赎罪,内心却十分虚弱和恐惧,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我把爱人、孩子送往国外,为的是让他们脱离这梦魇似的生活。这六年来,我像一个被追逐的逃犯,随时准备着戴上冰冷的手铐,在监狱内度过我的余生……
录音戛然而止,会场一片寂静。袁庭燎摆摆手,示意严鸽继续放完录音,严鸽把磁带翻转,巨宏奇的声音又接了下去:
孟船生真不愧有偷天换日的本领,事后有人写信向上反映事故存在的重大疑点,省里专门组织了调查组,经过广泛的走访调查,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定性为采掘过程中发生的岩石裂隙涌水现象,并非严重的冒顶透水事故。随着919坑口内的积水全部排空,调查组在八到十平巷的采空区和堵水墙处详细勘查,没有发现矿工的尸体,甚至连残存的衣物也找不到。据被调查的矿工讲,由于是涌水,地下水是逐步上涨的,他们接到紧急通知后,都安全撤离了掌子面。我的心情也由此稍稍平复,幻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封尘这段可怕的记忆。
但是事与愿违,矿区不断流传坑道内有数量不明的民工被封闭的传说,有人反映夏季的坑道里有一股腐臭气,还有人见到过从井底外逃而出的幸存者。更为可怕的是,围统这场事故的知情人一个个神秘地死去:赫连山和柯松山的矿坑道与鑫发矿坑道相连,双双死于非命;赵明亮和马晓庐是最先赶到现场的乡干部和警察,一个死于车祸,一个畏罪自杀。我推算,总有一天这个幽灵也会叩响我的家门。就在一个月前,他们在公园恐吓我,并在我面前枪杀了一条狗。我明白,这是一次先兆。我曾想向组织报告,又担心东窗事发——我已经被他们套牢:在鑫发金矿入了暗股,经济上给人抓了把柄……就在他们逼我跳楼,制造自杀假相时,是公安局的曲局长保护了我。可救我有什么用呢?我已经成了戴罪之身,真是生不如死……
谁都没有说话,在一片可怕的沉寂之后,刘玉堂发了言。
“对于919井下的事故问题,事后省市组织过认真的联合调查。这次事故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不少,如井下安全施工的问题,外来民工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黄金生产的秩序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这次整顿治理的重点。至于刚才巨宏奇提到的事情,仍然是道听途说的东西,缺乏有说服力的依据。金岛的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不能排除他和别人利用这一事故搅浑水,一到关键时候就掂出来做文章,来干扰当前我市的中心工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拿得出919坑口出现矿难的半点人证物证。靠分析、推测,特别是单凭巨宏奇这样一个腐败分子提供的情况,来推翻我们一级政府向上级的报告,未免就太不稳妥了。”
司斌说:“问题虽然复杂,我看解决起来并不复杂。按照玉堂刚才所说,关键是要抓证据。我同意由司法介入,矿管部门配合,重新组织调查,做出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另外两位副书记也支持这一意见,最后由袁庭燎书记拍板,他的态度坚决、果断,大大出于严鸽的意料。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当年我当市长的时候也听到不少有关坑口透水的舆论,我们不能置群众的反映于不顾,要实事求是嘛,对此事务必彻查!根据大家的意见,可考虑由刘玉堂同志主抓,严鸽同志协助,抽调矿管、安监、国土资源部门的精干力量立即开展调查。但是我要强调,调查工作一定要讲求方式,内紧外松,要讲大局,讲稳定,严防发生意外。”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
“月初滨海大道的通车剪彩仪式,祁连同志要求如期举行,隆万民书记也要在这一期间到金岛调研,届时还要争取他能参加这次仪式。我这里还要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保密,关丁巨宏奇一事,他在公安局的保护下未受任何损伤。但是我们对外的口径不变,这是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仅限于我们在座的这个范围。”他停顿了一会儿,特别加重了语气,“这保密不是神秘,公安工作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偏离了领导,就容易出差错,我们的同志一定要记取‘文化大革命’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历史教训,不能背着党委政府搞侦查,不能搞先斩后奏,争取在一周之内完成事故的复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