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爱德华·斯莱辛斯基（Edward Śleszyński）说：“在我父亲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许多犹太人被烧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因为那天我一直待在烘焙房里，但我当时从耶德瓦布内其他居民口中得知，全程都是波兰人在动手，德国人所做的只不过是拍拍照片。”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说：“我想要强调，德国人并没有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戮，他们只是站在一旁，拍下了记录波兰人是如何虐杀犹太人的照片。”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说：“犹太人是被波兰民众谋杀的。”

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Julia Sokołowska）彼时是德国宪兵队的厨娘。在调查拉莫托夫斯基案期间，她也接受了询问。她在1949年1月11日给出了以下证词：

1941年，德国占领军入侵波兰领土之后几天，耶德瓦布内的居民，伙同德国人，就开始残杀他们的犹太邻人。他们在镇上杀害了超过1500名犹太裔居民。我要强调的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德国人殴打犹太人。德军甚至把三名犹太妇女带到他们的宪兵前哨站，并向她们保证她们不会被杀，所以我把她们锁了起来，把钥匙交给那个让我做这件事的宪兵。他还命令我给她们提供食物，所以我做了些吃的给她们。当事情结束，一切平息后，这些犹太妇女就被放走了，她们住进了宪兵队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开始为前哨站工作。德国人没有打过犹太人；波兰人却残忍地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只是站在一旁，拍了些照片，其后他们向世人展示了波兰人是怎么杀犹太人的。

索克沃夫斯卡接着历数了参与屠杀的15个人或家族的名字（比如父亲和儿子，或者两兄弟）。她指出了谁用木棒打了犹太人，谁用了“橡胶（短棍）”，她还补充了一个关于德国人对那天事件的参与的有趣细节：“那时我是宪兵队的厨娘。我看见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来找宪兵队的指挥官，请后者分配给他一些武器，因为‘他们’不愿意去—他没有明说到底是谁不愿意去。队长立刻站起来说，我不会给你武器的，你想干吗就干吗去吧。接着卡里诺夫斯基转身离开，他迅速跑出镇子，继续去追杀犹太人了。”

有趣的是，四个月后，即在5月，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控诉公开审理时，证人的态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前文所提及的，被告人在庭审期间只提供了很少的陈述，他们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曾被刑讯逼供。索克沃夫斯卡也极不愿意出庭做证，她最终说出了这句非常不同寻常的话：“事发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我为他们烧了晚饭。有这么多宪兵在镇上，因为他们是从其他前哨站来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大屠杀发生的当日，耶德瓦布内有这么多德国官兵。提供这个信息的人为他们做了一顿饭，因此她应该不会记错。

对于被告人和索克沃夫斯卡态度的转变，我没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毕竟，不论是1949年5月在沃姆扎的法庭上，还是四个月前在调查扣押期间，他们都只能听任安全警察的摆布。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对当局而言，此案并非一起重点案件。被告人的家人和朋友就在附近且互相熟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说的话会让自己的罪名坐实，也会“牵连”彼此。除此之外，在开庭之前，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向其他证人施压，毕竟这是一个很小的乡村社会。

在德军占据的最后几年里，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波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民族武装部队（National Armed Forces，简称“NSZ”）—在这片区域内非常活跃，许多人在战后依然“待在树林里”。在“人民的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场残酷的“类内战”（quasi-civil war）在比亚韦斯托克省持续了数年。比如，在1948年9月29日，耶德瓦布内就被一支名为“退伍老兵”（Wiarus）的部队占领了几个小时。在官方宣布“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波兰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和“树林里的男孩们”依然很惧怕这片区域的居民。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一名年老女仆，即一个小镇社区中地位较低的人，很可能被说服而去更改她的证词—这份证词本来会牵涉镇中的大量居民。舍此以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姆扎安全部的检方对这起案子并不是很上心。

不过，不论索克沃夫斯卡是否曾被施压，她在庭上的证词并非无人质疑。1949年8月9日，这起案件中唯一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卡罗尔·巴登对他先前在沃姆扎地方法庭的上诉做了一次“补充陈述”：

在庭审过程中，证人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耶德瓦布内宪兵队前哨站的前厨娘，做出声明说，在犹太大屠杀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和同等数量的宪兵在镇上，她还为他们做了晚饭。这份陈述是伪证，因为那天我就在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工作，我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我去了[当地一个贵族的]庄园里的工具棚好几次，我经过了他们召集犹太人的那个广场，在那儿也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另外，她说用一个小炉子为60人准备晚饭，这也很荒谬。

对犹太人的屠杀开始之后，一些平民冲进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他们想要抓走三个正在劈木柴的犹太人，当时我正在维修一辆汽车。接着，前哨站的指挥官阿达米（Adamy）走了出来说：“难道八小时还不够你们对犹太人做你们想做的事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知，犹太大屠杀并不是由盖世太保施行的，因为我在那天并没有看到他们。残杀犹太人的是镇长卡罗拉克领导下的当地民众。

三年后，巴登在一部非常有趣的自传中重新提起了这个片段——他后来把这部自传作为他上诉寻求豁免的一个附件，寄给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这一次，他可谓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了这起事件：“在前哨站的院子里有很多附属建筑，如果有60个盖世太保和60个宪兵来到镇上参与屠杀，其中一些人必定会出现在院子里。”接着他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整部自传：“屠杀发生的当日，我三次步行前往距离前哨站约350—400米的工具棚，在晚饭时间也在街道上往返，但我连一个陌生人都没见到，不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中。”我认为，一个寻求缓刑的囚犯不会仅仅为了得到波兰总理的同情，就将这些事情写进他的上诉书中。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去指认德国人而非他的同胞杀害了犹太人，显然会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