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

在调查学生运动的发展时，焦点往往集中在学生自身以及他们的目的、组织、活动和取得的成就上。这些特点在一系列与国民党当权者的对抗中结合在一起。它们的作用不但让学生阶层更加坚定地反对政府，也使得政府在其他阶层人群眼中失去威信。剩下来要讨论的是学生与内战另一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此，下面将探讨三个问题：（1）共产党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看法；（2）共产党对运动的影响；（3）学生对两个对抗政党的比较倾向。

共产党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看法

与政府的不肯让步相比，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实用主义和灵活性的楷模。事实上，共产党对学生示威也存有保留。一份毛泽东写于1939年的声明经常在内战期间被引用，它很典型地说明了共产党对学生和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毛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46]但是他依旧承认他们能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共产党人对学生运动予以公开或秘密的鼓励，将其作为动员民意反对政府的一条途径。

双方继续依靠武力，将它作为捍卫各自利益最有效的途径，然而似乎只有共产党才意识到支持普遍反战情绪可获得的政治资本。毛在“一二·一运动”发生之际写道：“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47]毛并不避讳他支持和平运动的声明中包含着政治目的。然而，这种支持政策代表了民主和集中这对孪生原则的应用——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和行动中，民主集中制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结果是出台的政策迎合——而不是嘲讽了——普遍的对和平的要求。

但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保留态度依旧存在，甚至当它鼓励学生进行抗议运动时也是如此。在一篇赞扬昆明和其他地区学生反战抗争的文章里，一名《解放日报》的记者就学生未来的工作给出了一些建议。由于担心他们低估工人和农民的重要性，他强调了工农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指出他们组成了抗战和创建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力量，并表示了他的希望：“你们将与当地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联合起来，要消除你们在他们面前的优越感。”[48]

一年之后，在评论北大学生被强暴后的全国反美示威时，《解放日报》对学生的努力不吝赞扬之词。但是依旧不乏警惕和劝告：“你们应该珍惜这次斗争的经验，加强你们的团结，更加坚信和平、独立和未来民主斗争，并且发扬你们的英勇精神。”[49]

简单说来，共产党在内战期间政治上的指导纲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50]尽管学生运动有种种不足，毛认为它是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先锋。1947年5月30日，在为新华新闻社撰写的社论中，他宣称：“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于是尝试在可能的场合对学生和其他人群的抗议予以支持，并试图影响这些运动的方向，同时对政府的窘境加以利用。[51]

共产党和其他因素对学生运动的影响

然而，怎样理解国民党的具体指控：学生抗议运动是由活动在学生中间的中共地下党特务和间谍发起的呢？[52]共产党在当时自然没有表态，但是在后来他们也宣称共产党和其地下骨干领导和组织了1945—1949年期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3]但是有关以上领导活动的确凿细节却依旧很缺乏。

一位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数年后回忆：在共产党占领北平后不久，该校大约有50名地下工作者公布了身份。一名女性回忆：当时在学校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与她一起担任干部的几位学生在解放后都亮出了共产党干部身份。一名男子后来称：他在上海读大学期间已是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在另一个案例中，两名浙江大学地理系应届毕业生在1948年加入了福建省一所中学的教师队伍。此后不久，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一个民族舞小组和一个歌唱小组。至少有很多较年轻的学生，甚至不明白当时教授让他们学唱的一些歌曲中已表现出明显的亲共迹象。[54]

1951年6月29日的《解放日报》刊登的文章简述了交通大学内的共产党政治小组的历史。该支部20年代成立，1933年被捣毁，1937年重建。1945年8月，它仅有12名成员，但是它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该政治小组在1947年8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期改组成总支部。[55]文章称党支部不但在学校内组织了社会、学术和福利活动，而且在幕后策划了内战时期交大学生参加的几乎所有抗议活动。

文章还暗示该组织控制了交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有具体事例为证：学生团体干部李俊良在1948年抗议美国扶植日本运动期间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初，共产党解放了北平和天津，交大的党组织经历了相当快的扩张，为上海的解放做准备。1949年4月，400名交大学生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在上海的最后行动之一是处决了穆汉祥和史霄雯，前者是交大党总支委员，后者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在4月26日晚间校园遭到突击搜查时与大约40名同学一起被捕，这时距离共产党军队进城只有一个月。[56]

最后，如果说1947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学联刚建立时还没有与共产党建立密切关系的话，此后不久，它就与共产党过从甚密了。该联合会在成立后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后来有人说它的总部一直在上海。该总部在1948年底迁到了解放区，它的负责人在12月中旬到达石家庄。迁移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筹备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14届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以及正式重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同时，上海留下一个办事处，以便“促进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7]上海解放后的24小时内，上海学联浮出水面，并在上海的北部和中部开展工作。联合会的一名发言人告诉《大公报》的记者，上海300所大学、学院和中学中，大约80所与联合会有“经常的联系”——他没说时间有多长，但是剩下的学校依然“相对落后”。联合会的任务就是尽快地与他们都建立联系。[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