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三章 近代华夏物理学史的三两事儿

“……”

直播现场。

看着台下持续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掌声。

潘院士脸色虽然依旧保持着平静。

但他的后槽牙却已然死死的咬住了唇腔内壁，双手亦是紧紧的握住了发言台的边缘。

而台下周绍平、赵政国等人的眼中，更是早就噙满了一层水雾。

作为新华夏的二代、三代物理人。

他们为了这一天，等的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在2022年。

靠着许多诸如《大国重工》《工业霸主》《材料帝国》之流的工业类网文，不少人多多少少了解了华夏早期的工业史。

一提及那个年代。

许多人的脑海中都会冒出血泪、悲壮、励志之类的印象。

虽然大多人对那个行业的了解依旧不是很深，但多少也算有了相关概念，知道那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不过鲜少有人了解的是。

华夏的物理学史，甚至要比工业史更加悲壮。

不同于工业圈的奠基人众多，近代华夏物理学史的奠基人有且只有三位。

分别是叶企孙、吴有训以及赵忠尧院士。

其中叶企孙先生比较敏感，此处便不做赘述。

吴有训院士则是1897年生人，1922年1月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学，1923年遇到了恩师阿瑟－康普顿。

吴有训院士在确立康普顿散射图像过程中，曾经做出过非常重大的贡献——他花了数个月的时间，独立测量多种散射体的X射线散射，从而否决了三次辐射假说。

接着在1925年初。

康普顿正式宣布关于X射线散射光谱的实验结果。

当时哈佛大学著名的物理实验学家布里基曼教授，亲手多次做有关“康普顿效应”的实验，未能得出预期的结果，于是引起了不少国际物理学家对“康普顿效应”的怀疑。

后来依旧是吴有训院士，协助康普顿对十五种元素散射进行了公开测试，才将这个成果得以实锤。

正是凭着这个成果，康普顿才在1927年获得了诺奖。

康普顿在1926年初版的《X射线的理论及实验》一书中，对吴有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还把吴有训的一张被15种元素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以及他自己的以石墨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并列，作为证实其理论的主要依据。（原图在圣路易斯大学网上图书馆有扫描版）

因此在1950年之前，国际上普遍将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但在吴有训院士回国参加了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参与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建设后。

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就和外网的坎爷一样，瞬间的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康普顿效应，即便康普顿本人提出过多次抗议依旧没用。

在回国后。

吴有训院士在1956年正式制定科研远景规划，凝炼了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计算和统计数学、航空力学等多个重大项目，属于真正的‘国师’。

在学生方面，赫赫有名的伟长先生，便是他的门生。

另外还培育出了冯端、胡宏纹、王竹溪、葛庭燧、彭桓武、余瑞璜、黄昆等诸多二代院士，属于标准的奠基人概念。

现如今国内还有一个物理学奖项，名字就叫做吴有训奖。

不过吴有训院士虽然功勋赫赫，但他相对侧重的是方针的制定和研究。

若论设备研制和落实，就必须提到另外一人。

也就是三大奠基人中的最后一位，赵忠尧院士。

赵忠尧院士是1902年生人，大学时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师从该校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

当时赵忠尧院士冒着惹怒密立根的风险，拿到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实验题目。

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刻苦研究，赵忠尧发现了硬γ射线在通过重物质时产生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

并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于1930年5月、10月先后公开发表——没错，1930年就发了《nature》

这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最终被卢瑟福完善，诺奖也由此颁布给了卢瑟福。

1931年秋。

赵忠尧院士得知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毅然决然的回到国内水木大学任教。

他第一批教出的学生有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

后续又培养出了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院士等人。

华夏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第一台静电加速器、科大的近代物理系、高能物理研究所等等……全部出自赵忠尧老院士之手。

当初西漠的那声龙吟，便是赵忠尧院士的心血。

可惜赵忠尧院士逝世于1998年，没有坚持到两弹一星勋章发放的那天。

与赵忠尧院士同样可惜的是他的学生，仅比他小5岁的王淦昌院士。

王淦昌院士参与了华夏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

当时王淦昌院士改名王京，隐姓埋名了整整十四年。

《横空出世》这部讲述两弹一星元勋的电影中，有句台词想必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你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吗？”

在现实历史中，第一个被问到这句话的就是王淦昌院士。

遗憾的是。

在1997年夏，90岁的王淦昌院士被无名氏骑车人突然撞到致重伤。

王淦昌院士因为腿骨骨折卧病了整整半年，加之发妻去世，最终同样在1998年去世。

两位功勋院士去世的时间，与两弹一星勋章发放的时间只差数月，着实令人遗憾。

当然了。

既然提到了赵忠尧院士，这里就顺带辟个谣。

如今互联网上很多营销号提及赵忠尧院士，必然会提到一个故事：

赵忠尧院士在抗战时期为了不让水木大学的50毫克镭落入鬼子手里，特意打扮成了一个乞丐，用一个铅罐带着镭到了昆明，把它送到了位于长沙的梅贻琦校长手里。

有些营销号还会配个黑白的乞丐照，说这就是长沙校门口拍下的影像。

更离谱的还会写着什么【为了避开检查，他常常走小路，穿越荆棘丛林，跋山涉水，有一次险些失足掉进滚滚江水中】。

或者就是长沙的保安拦住了赵忠尧院士，恰巧当时梅贻琦校长走出来了，赵忠尧扯着沙哑的嗓子喊了声梅校长，二人激动的握着手，泪流满脸的交接了铅罐……

而事实是什么呢？

很遗憾。

赵忠尧院士并没有护送过镭。

网络上盛传的那张照片是解放前魔都一位乞丐的照片，至于护送镭的故事嘛……

这件事的主人公叫做阎裕昌，是水木大学物理学系留守在校内的技术员，也是赫赫有名的烈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