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第一次交代——以迎春花之名

1　迎春剧艺社

“那么，你现在如实地向组织说清楚，1949年以前，你在干什么？”

窗外锣鼓喧天，像炸到阵地前一个单元的炮火，天翻地覆，急促欢快；看不见的红旗在人头攒动的会场招展，也在接受问话的赵迅脑海里血红一片。那是红色掩映的会场，是红旗遍地的新中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赵迅也曾经像等待揭开新娘的红盖头一样既激动又忐忑，既想忘情地拥抱它又担心被冷漠地拒绝。

“我出生在民国十五年的九月十八日，五年后的同一天，九一八事变……”

“赵迅同志，我必须提醒你，现在不是民国了，是新的时代，新的纪年。” 云南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筹备处的领导李旷田说，他的语气威严中透着些许和蔼，严肃的面孔又让人感到某种亲切。

这是一间陈设简洁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几张椅子和两排文件柜。办公桌上铺着土黄色的麻布，桌上一个茶杯，一个烟缸，一摞材料。桌后的那个中年人穿着没有任何标识的黄布军装，微微泛白，但整洁利落，合体潇洒。风纪扣一丝不苟，四个兜盖平平整整，这是那个年代胜利者的普遍着装，硝烟在他们身上还没有褪尽，但他们就穿着这身土布衣裳入主江山。

赵迅双手握在腹部——手心里全是汗！挺直了腰毕恭毕敬地说：“对对，对不起。是新社会了，李先生，不，李主席。” 人家李旷田可是抗战时期的大作家啊！更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艺青年学生们崇拜的偶像啊！可谁能料到他会是共产党员！那时他无论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还是一袭沾满粉笔灰的青布长衫，甚或脚下的布鞋开了口，裤子的膝盖处打着补丁，当他匆匆走进教室时，带进门来的都不是一阵风，而是一股股文澜之气，就像缪斯来到联大的课堂。

李旷田笑了：“不要叫我主席，省文联还在筹备，还要经过民主选举，组织批准，我这个主席才算数。”

在李旷田身后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让这间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光彩四溢，夺人魂魄。画像上的毛泽东自信、和蔼，温润的目光仿佛把宇宙万物收罗殆尽，有君临天下、安抚四方之气概。一个旷世新领袖已然成为苦难中国的救星。正如他在1945年秋天发表的那首词作中写的那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昆明曾对前去拜访他的赵迅感叹道：“毛先生的词，气度不输太白，辞章已盖（李）后主矣。”一个诗人做了领袖，万民幸甚！赵迅走了下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赶紧把有些纷乱的思绪拉回来，专注地往李旷田那方看，但他又不能不望到与毛主席画像并排的斯大林，略微上扬的胡须和让人陌生的格鲁吉亚人的眼神，隐约体现出此君的骄傲、霸气，赵迅甚至还看出了些许的嘲讽。仿佛在一个温和的巨人身旁，还站着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听口音你是云南人，哪里的啊？”李旷田又问。

“龙陵。在滇西。”

“龙陵？”李旷田沉吟了片刻，“在联大时我有个学生好像就是龙陵人，那时联大的云南籍学生不多。”

赵迅的心脏此刻跳得比外面的锣鼓都要响了，他生怕拥有一双慧眼的李旷田看到那狂跳乱响的心。“那……那李主席、李……李、李老师，认识……这个、这个人吗？”他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称呼面前这个让他敬畏的领导了，他更不知道的是，当自己全身的血涌往脑部的时候，脸红没有？想来脸上大面积的疤痕应该把他当时的难堪遮掩一些。这是一个只有小半边脸和一只正常耳朵轮廓、嘴也略歪的“卡西莫多”，一般人都不忍盯住这张脸看上十秒钟。就像你不会盯着人家衣衫上的补丁看一样。

好在李旷田还在自己的思绪里，他仿佛在对着过去说话。“他是我们联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冬青社’的一个成员，我好像见过几次的。哎呀，十多年过去了，印象不深了，挺朴实厚道的一个人。唉，云南人都这样，话不多，但人实在，不像联大那些其他省籍的学生那么活跃。大概三九年前后吧，他就离开联大转考黄埔军校去了，据说后来战死了。”

李旷田陷入沉思，赵迅暗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以前，赵迅刚去参加了一个公审公判大会。在会场入口，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用一杆硕大红旗的旗杆底部毫不客气地戳了他一下。“闪开闪开，别挡道。”赵迅当时差点就冒出来一句：学生哥，别那么横，“丘九”谁没当过？老子们上街游行的时候……但看到学生哥的后面跟着一群抬着毛泽东画像的年轻人，还有他们身上都透着的1949年以后那种积极上进的劲儿，心里顿时就泄了气。社会在1949这个时间有序流淌的长河中陡然前进到一个拐点，或者跌倒在一处瀑布前，轰天巨浪腾空而起，浪花四溅。旧秩序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而新秩序既威风八面，挟雷带电，又春风拂面，如阳春三月的田野，令人应接不暇。像赵迅这样被社会潮流裹挟而前的人，不能不随时多个小心了。

“不说这些，还是说说你吧。我看过你的一些档案，但材料不全。赵迅同志，如果你真想加入革命文艺队伍的话，就得把自己的过去跟组织说清楚。”李旷田边说边拍着桌子上的一宗案卷，威严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抗战胜利后，我在玉溪的一所小学教书，两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才来到昆明搞话剧，同时给报纸写一些文章。”

“1949年3月27日，你用‘小书虫’的笔名，在《云南日报》‘大地’副刊上发表了散文《迎春花》，内容健康，文笔优美，以花喻物，呼唤革命的春天，有进步思想。国民党特务还恐吓过你。”李旷田打开卷宗，拿出一份泛黄发皱的报纸。

“是。”赵迅又吐了一口气，他们什么都知道。

“那你都搞过一些什么话剧呢？还做导演？”

“《雷雨》《阿Q正传》《原野》《黑字二十八》《野玫瑰》《阿佤恩仇记》等等的吧。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说到话剧，自信回到赵迅的脸上来了。

“《黑字二十八》和《阿Q正传》是联大师生在昆明上演的剧目，你们怎么会演？”李旷田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有了兴趣。

“啊？这个……这个我们的剧团有好些流亡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抗战胜利后滞留在昆明的，有北平的，有上海的，还有联大和杭州艺专留下来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