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松山之囚

屹立在怒江河谷上方的松山依然沉默无言。二十多年前日军占领了它，抓来上千中国、印度、缅甸的民夫，在它的山腹里开肠破肚、挖沟掘壕，苦心经营两年之久，构筑成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侵略者一度扬言：这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中国军队要攻下松山，除非怒江水倒流。松山没有反驳，只用它满山的松涛日日夜夜地低鸣，像一个被掳走的孩子想回家的哭泣；两年之后，中国远征军席卷而来，炮弹犁翻了松山上的每一棵松树，鲜血浸透了松山上的每一寸土地。它曾经因为遍山长满古老的松树而得名松山，也曾经因为一场恶战而写入中日双方的军事教科书。饱尝战火之后，山上寸草不留，但抗日阵亡将士的尸骨重新肥沃了这座巍峨的大山，现在它再度郁郁葱葱，大腿粗的松树布满山岗丘壑，像从阴间地府再次站立起来的士兵。这是一座需要拱卫的南国边陲大山，这是一座磨砺人血骨的人间炼狱。就像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松山劳改农场。

半年以前，赵广陵被移送松山劳改农场。他的罪名除了历史反革命之外，又新加了一条：战犯。历史如是具有嘲讽意味，但人们并不以为然，似乎早已忘记了二十多年前发生在松山上的一切。即便不能忘记的人，也不自觉地将那些当年为国家民族而战，却不幸站错了阵营的人当成了他们永远洗不掉的人生污点。赵广陵这种拒不主动交代历史问题的死硬分子，在被再次宣布判刑十二年、押送松山劳改农场服刑时，他的回答是：

“在哪里得到的勋章，就在哪里交还回去。我配这十二年。”

到了松山劳改农场，赵广陵才发现自己在这场运动中其实一点也不冤。向人民认罪是必须的，势不可挡的，就像面对铺天盖地涌上来的敌人，你要么战死，要么缴械投降。历史再一次发了大洪灾，你不过是洪水滔天中的一棵小草，多少参天大树都被连根拔起了，遑论一介草民。

一个雨天，赵广陵所在的木工队——在哪里他都要靠木匠这个手艺活下去——接到命令说，有辆牛车翻倒在山道上了，牛挑翻了新来的赶牛老倌，挣脱了轭，发疯般地逃了。管教干部让赵广陵他们赶紧去救人、找牛。

一到夏季，松山上总是那么多雨。就像当年的松山战场上，泪飞化作倾盆雨，尸为腐泥血成河。赵广陵带了两个犯人来到出事处时，见到一个佝偻的背影蹲在泥地里号啕大哭。雨水鞭子一般抽打着他的背，似乎打得他疼痛难忍才这样在荒天野地里放声哀号。

“嗨，别哭啦，牛是哭不回来的。”赵广陵一步一滑地走到他跟前说。

老倌抬起了头，赵广陵不知是站立不稳还是腿上的骨头被一把抽走了，他“扑通”一下给这个赶牛老倌跪下了。

在赵广陵的劳改生涯中，监狱里的大知识分子、国家精英见得多了，比如说第一次坐牢时的同改刘麒麟，赵广陵相信我们国家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一定与他有关。他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无论是国民党的监狱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关他这样的人也就罢了，但那些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你都可在监狱里看到他们的身影。一个本来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同时又藏龙卧虎，这个社会一定就不正常了。但再不正常，都没有这一次让赵广陵震撼。30年代的知名作家、延安时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西南联大的教授、地下党，堂堂省文联主席李旷田，此刻也成他的同改了。赵广陵跪下了，不仅仅是为李旷田，还为自己的国家。

“李……主席，李老师……”

“不是什么老师了，更不是什么主席，我现在是劳改犯4387号。”李旷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雨水，很难为情地说，“没想到……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呢？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原来也会和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同为囚徒？没想到他们再次见面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狼狈不堪的时刻？这些年来李旷田疏远了赵广陵，50年代在赵广陵结束人民管制时，逢年过节他还会给赵广陵寄一份贺卡什么的，有时还会来一封温暖的短简，询问一下家庭和生活情况。赵广陵每次总是会很认真地回一封长长的信。他还记得有一年的迎春茶话会，李旷田特地寄来一份邀请信，让赵广陵放下思想包袱，来和昆明的文艺家们见见面啥的，那天赵广陵甚至都走到翠湖边了，但他终于还是没有勇气走进那代表全省文学艺术殿堂的大门。不是他自卑，而是他感到自己不配。在赵广陵第一次被判刑以后，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连他戴罪立功提前释放留队，他也没有主动给李旷田去封信。想过，但没有那份勇气。

错误的时空给了赵广陵证明自己勇气的机会。那头跑掉的牛终于没有找回来，这被农场看作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因为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劳改农场，不要说一头牛，就是一只鸟儿也飞不出去。李旷田由此被关进了禁闭室，罪名是盗窃耕牛团伙分子之一。农场夺了权的造反派认为，人发疯是正常的，牛发疯就非正常了。所以李旷田事后交代说牛发疯了，显然就是一派胡言。况且前不久人们发现松山下面的街市上有人私自卖牛肉，这就是黑市，有黑市一定就有破坏国民经济秩序的黑团伙。大家都凭票才能吃到牛肉，一根牛毛都属于国家财产。一小撮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是农场里真养得有天鹅，这帮反革命杂种连天鹅屎都会吃哩。

农场革委会的副主任是个粗鲁到放屁都带革命性的左派，这种人忠诚、革命干劲大，但没有多少文化。他认为这些被送到农场劳改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就是让他三代赤贫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从50年代一翻身就积极投身土改，斗地主、剿匪、肃反、镇压反革命，按他教育犯人们的说法：我是光着屁股跟共产党闹革命，把那些穿阴丹布的地主富农一个个斗翻在地吃屎了。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仿佛斗人、整人，到“文革”时期的打人、吊人，是其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革命性中最重要的基因。他最具威慑力的一句话是：小心我吊你“半边猪”。吊“半边猪”是他的一项专利发明，即将细麻绳分别拴住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横空吊起来。再刚强的汉子，也抵不住吊半天的“半边猪”。如果你真扛了半天，他就会在你勒到骨头的拇指上撒点盐或者辣椒面，说是给你消消毒。从50年代吊地主富农、土匪流氓，到60年代吊倒霉的走资派、反革命，此法屡试不爽。他上识字班扫的盲，在连续的运动中无师自通、锻炼成长，运动来得越多越大，他的进步也就越快越神速。令人奇怪的是，“文革”中这个农场的很多解放干部、土改干部都被打倒了，而他却能从一个普通劳改干部被结合进农场的革命委员会。也许因为他有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阚天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