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战场实习生

20世纪80年代，国家正像大病初愈的巨人，一点一点地恢复元气。省公安厅副厅长周荣“文革”期间先是靠边站、挨批斗，然后蹲了两年监狱，还在五七干校劳动了三年，1980年终获平反，官复原职，还是回到他原来的办公室。一天，他整理自己办公室里的档案柜，在拉开一个抽屉时，忽然就像打开了一段被混乱的岁月尘封多年的往事。

“小段，准备一下，明天去松山劳改农场。”他对外间喊。

松山劳改农场还是从前那个模样，只不过劳改的犯人少多了，现在只关刑事犯。大批政治犯都平反释放，当然，政治犯的含义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像阚天雷这样的“文革”造反派，就从劳改干部变成干部劳改了。

公安厅副厅长到了劳改农场，当然是大事。农场的大小领导在大门口列队欢迎，寒暄之后落座吃饭。周荣坐下来就问：

“你们这里还有个叫赵广陵的人吗？”

场长忙回答道：“有。现在是我们农场劳动服务公司的副经理。”

“哦，干得不错嘛，叫他来。”周荣说。

场长犹豫了一下，说：“周副厅长，他是个留队人员。”

周荣面露愠色，“留队人员还不是国家职工？和我们大家是平等的。”

“是，是是是。周副厅长。我马上让人去叫。”

机灵的场长已经揣测出赵广陵和周荣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于是开始夸奖赵广陵，说他如何能干，“文革”结束后在农场的支持下办起了服务公司，原来我们以为他只会做木匠，没想到这个同志脑子特别好使，把农场的多种经营搞得风风火火。更没想到的是他文化水平特别高，给我们的劳改干部办文化学习班，编刊物、出报纸，样样都拿得上手。还搞了个英语补习班，好几个干部家属的孩子在他的辅导下都考上了大学，还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北大哩。连地方上的人都来请他。这几年保山地区的英语教师搞培训，年年都离不得他。地区教育局还想来调他，但我们怎么能放他走。周副厅长，他是我们松山农场改造出来的人才啊。

“那是人家的底子好。”周荣说。

说话间赵广陵进来了。他的头发更花白了，个子好像矮了一截，但脸膛红润，神色坦然，尽管还显得有些拘谨。周荣站起身，快步走过去，拉住了他的手，使劲摇晃。旁边的人都看得出来，两人眼光里的热度，赛过夏天里的怒江河谷。

晚饭后，周荣让秘书小段把想陪他喝茶打牌的农场领导挡回去，他说要跟赵广陵单独谈谈。招待所那间房间的灯光，通宵未熄。

1941年的深冬，赵岑和他的联大校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刘苍璧从成都校区被分到第九战区实习。说是实习，其实就是直接上战场。刘苍璧是学防化防毒的，照理讲不该到第一线。那时中国第一次面对日军的毒气战和细菌战，许多士兵不得不用毛巾，甚至抓把树叶捂在鼻孔上、嚼进嘴里来抵挡日军的各种毒气，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糜烂型毒气，什么是窒息性毒气，什么是催泪型毒气。防化专业的学员下到部队顶多配属在师一级任防化参谋。但刘苍璧在军校期间组织了个马列主义读书小组，聚集了一批思想左翼的同学。表面上看军校还比较开明，不妨碍学员们的各种课外活动，你在课堂上讨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都没有问题，但到决定学员去向时，思想左翼的学员们就都被“高看三分”了。

赵岑是学员分队的分队长，刘苍璧虽然比他年长，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学习成绩都不比他差，但他由于被“另眼相待”，所以只是赵岑手下的队员。他们俩同时被分配到鄱阳湖边的一处基地，学习如何操控一种无人快艇。

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美国人给中国的援助开始增多了。这种快艇也就比一条舢板稍大点，艇上装满烈性炸药，由无线电控制着去撞日军横行在长江上的军舰，其实就是一枚水面上的鱼雷。中国的海军已基本上打没了，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去搏击鬼子的军舰。

这种玩意儿虽说是美国货，但技术仍不过硬。无线电遥控器能控制的距离仅有两公里，距离越远操控能力越差。而日本人的舰炮火力威猛，你还没冲到他跟前，就已经把你打爆了。国军试了几次，均未成功。

只剩下两艘无人快艇了。战区长官部下了命令，组建敢死队，采用自杀式攻击，务必击沉日军战舰。两艘无人快艇被改造成有人驾驶，不外乎临时加了个方向舵，焊了两个铁座椅。

实际上这样的敢死队根本无须由军校的学员去充当，国家为培养他们花费了多少银子啊，更不用说他们还都是学有专长的人。但那天师政工部的一个上校主任来到学员分队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都是党国精英，国家需要你们杀身成仁，我党国军人岂可首鼠两端。刘苍璧，你如何看？

刘苍璧啪地一个立正，高声喊道：“为国家民族而死，正是卑职之荣耀。长官不用多说了，敢死队有我一个。”

赵岑连忙站起来，“报告长官，刘苍璧同学是学防化的，上军校前还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国家还有用得着他大才的时候。请长官再斟酌。”

“怎么，大学生就不可以为国赴死吗？”政工部主任训斥道。

“赵分队长，不用多说了。我去！”刘苍璧朗声说。

赵岑回头看了刘苍璧一眼，热血一下就冲到头顶了。他转身请缨：“报告长官，我是分队长，敢死队里应该有我一个！”

四个敢死队员挑选好，赵岑和刘苍璧一个艇，另外一个军校学员和一个中士班长一个艇。刘苍璧找到赵岑说：

“他们要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学员去送死，你这个优秀学员来凑啥子热闹？”赵岑那时在军校满脑子国家民族、三民主义、抗日杀敌，对政治派别不感兴趣，因此他的各项评分都很高。他能当学员分队的分队长，不是仅靠他身材高大，站在队列前孔武有力、仪表堂堂。

“学长，我就是不满他们公报私仇。大敌当前，还分什么左右。”

“老弟，这可是去送死。不是驾游览船。”刘苍璧虽然是实习分队的队员，但私下里学长就是学长，学弟还是学弟。

“你我从上军校那天起，生死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了。人家空军能驾机撞向鬼子军舰，我们当陆军的，有这样报国杀敌的机会，岂能错过？再说了，能和学长一起殉国，也是我们联大生的生死缘了。”赵岑悲怆地回答道。他和刘苍璧在1937年从长沙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到昆明时就认识。那时刘苍璧是大三的学生，也是他们那个学生旅行团的分队长。一路上新生赵岑没少得到他的照料。刘苍璧在三九年本来已经考上曾昭抡教授的研究生了，但他却出人意料地投考了军校。当年和他一起考上研究生的同学，现在已经赴美国深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