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一千三百分之一

啊，松山！我又回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呀。我们都老了，老得只有碎片一样的回忆，成天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的冤魂吵吵嚷嚷。他们总在我的耳边说，嗨，秋吉君，你这个在联队里专事记录战绩的家伙，难道把我们的联队忘记了吗？

我怎么能忘记？战时我就是我们联队的乙秘书，甲秘书是龟田中尉。他是在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松山守备队“玉碎”的前两天战死的。当年在松山担负守备任务的不仅有我们113联队的部分单位，还有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卫生防疫给水等兄弟单位。唉，“玉碎”听上去像樱花飘落那般凄美，壮丽，可对当事者来说，那真是一段悲惨的经历啊。有人蹲在堑壕里嘤嘤哭泣，有人上吊自杀，有人给重伤员和“女子挺身队”（慰安妇）发升汞片，让他们拌在饭团里，溶化在水里服毒自杀。还有的人在把战死的战友手指切下来，在专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成遗骨，期图带回日本，军官的则是从手肘处砍下来。那些烧成白骨的手指遗骨，一堆堆地装在白布口袋里，哗啦哗啦作响，就像车站里吵吵嚷嚷闹着要回家的人。挺身队的姑娘们，和我们守备队的官兵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化解我们思乡的忧愁，打仗时为我们送饭、送弹药，甚至还直接参加战斗。但我们却不得不杀死她们。她们死前怀里还抱着一包一包的“军票”，但那还有什么用呢？有个叫江代的，是个朝鲜姑娘，她和一个伍长真心相爱了，肚子里那个孩子据说就是这个伍长的。伍长一个月前就战死了，她说要回到日本去，把伍长的孩子生下来。但在最后关头，她哀求说升汞水会让肚子里的孩子中毒，你们也给我颗手榴弹吧。可我们那时都是从敌人的尸体上捡手榴弹，哪舍得给她自杀呢？这个可怜的女人，找了一根木棍从喉咙里捅了进去。但她怎么捅得死自己啊，一个士兵实在忍受不了她的惨叫，就上前去帮她……她捧着肚子在地堡里打滚的样子，真是惨啊！

堑壕里战友们的尸体铺了一层又一层，浸泡在泥浆里，都腐烂了，到处是蛆，人踩在上面就像踩在胶泥上。花花绿绿的肠子、心肺沾得脚上到处都是。可能是腐臭已经麻痹了人们的鼻子，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恶心、呕吐。我们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兵时练刺杀，经常真刀真枪地用支那俘虏来当靶子，那时他们该吐的都吐干净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是世界上神经最粗壮的士兵，可以忍受任何最恶劣的环境，战胜任何人间的苦难。一点尸臭算什么，肚子饿疯了时，日军士兵还敢吃自己死去的战友身上的肉，高黎贡山上的日军守备队就这样干过……啊，实在抱歉，这样龌龊的事情现在说来真是不敢相信，但这就是那时的实情。日本缅甸方面军的司令官牟田中将就说过：要培养最勇敢的士兵，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尽快成为精神病人。

他们真是做到了，在松山和龙陵，日军干了很多疯子才会干的事情。军医官不打麻药活活解剖战俘，期图看到一个人能够忍受痛苦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如果生生切掉胃会流多少血，切掉几节肠子又会怎样。俘虏在手术台上惨叫，他们却专注地用计量杯接伤口上淌下的血，仿佛绑在手术台上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头猪。给抓来的老百姓输马血，观察人的反应。人会不会像马那样跳跃着跑呢？不会。人只会眼球突出，面赤耳红，七窍流血。这不是实验，纯粹是恶作剧。有个军官命令把战俘推到一个坑里用乱石砸，以求找到如何砸死是最快致命的。细菌实验也做过，但那是军队里的最高机密，我们普通士兵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做过梅毒实验，慰安所的一个从缅甸热带地区交换来的慰安妇患了一种奇怪的梅毒，他们就抓来一个中国男人和她发生关系，观察他的感染情况，然后又抓来他的妻子，又观察他妻子的感染情况。这对夫妻全身溃烂后来才知道自己成了试验品，他们双双上吊自杀了。

实在抱歉，芳子小姐，一再让你感到恶心了。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如此没有人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兽性似乎就不可逆转了。人内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是战争释放了这个魔鬼。它来到了一群柔弱、落后、麻木、愚钝的中国人中间，有的人顺从，有的人反抗。无论哪一种中国人，都挑起这个魔鬼更大的恶。况且这种恶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解放亚洲各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看看中国那时的贫穷混乱，看看那些没有受到过丝毫教育的战俘，我们那时真有当解放者、拯救者的自豪。尤其是，我们抓了那么多的战俘。在我们看来，他们总是轻而易举地就放下了武器，抓个支那兵俘虏比儿时玩游戏还容易。

我们怎么处置俘虏？正常情况下送战俘营嘛，非正常情况，就不好说了。怎么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我们新到一个地区，十天之内，士兵们可以任意烧杀抢掠，军官也不会管。因为这是战时状态嘛，这就是非正常情况。十天以后，我们开始担负起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军队就有纪律了，就进入正常情况了。所以那时很多士兵都愿意出去扫荡，虽说是打仗，但总是像春游一样充满快乐啊！

是的，我们在松山上也杀了不少重庆军的俘虏。非正常情况嘛，自己都没有饭团了，哪还有俘虏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两个大约不会超过十五岁的小兵，就像我现在的孙子一般大小。这两个小孩子是在我们夜袭重庆军的阵地时被俘获的。有个叫大泽的曹长逗他们，你们想家了吗？他们吓得直哭，说想。大泽曹长就说，那我送你们回家吧。当时还有人为这两个娃娃兵说情，大泽曹长，算了吧，放他们走。但大泽曹长是个行事果断的家伙，他说，放了他们的话，明天就要挨他们扔过来的手榴弹了。就用刺刀把他们捅穿了，然后扔出堑壕。他们的哭声都还带着儿童的嗓音，瘦得腿还没有我们的胳膊粗。

不，在松山被俘的日本军人没有一个是被杀掉的。重庆军比我们更讲人道主义，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战争的天平，是不是终会倾向于更人道的那一方呢？可战争本身又是残酷的。这真是一个悖论。但日本无论如何，再不能要一支充满兽性的军队了。这不能让我们大和民族的子孙骄傲。

现在回忆起那场战争，我常常分不清自己当年是否也患有精神病？战争对每个老兵来说，不仅是一场噩梦，也不仅是烙在心上的一道伤痕，即便结了疤痕，创伤之血还没有淌尽，它还是癌细胞，任何药物都难以抑止。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正视这个噩梦吧。人活着的勇气，并非是头上有了白发，额头布满皱纹时就逐渐弱小，相反地会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有责任感。我们日本国战后重生，再度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也才明白，我能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写下联队的战史，既写下当年日本军队的恶，也写下我们联队的光荣。我还要找回我的战友们的骨骸。让我的战友们的灵魂，重新得到祭奠；让我们被焚毁的联队旗，再次飘扬在每一个死去的联队战友的灵魂里，飘扬在还活着的联队老兵心里，飘扬在日本国民的精神里。我的肩膀上背负着战死在这里的一千三百多个战友的灵魂，我是那一千三百分之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