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民主制的恢复（前410〜前409年）

库济库斯战役结束时，伯罗奔尼撒人在几个月内损失了135〜155艘船只。雅典控制着各处海域，以及连接黑海周边重要产粮区的通道。波斯的金钱和狄凯里亚的要塞似乎都不能给斯巴达人带来胜利，他们也没有其他战略可用。而且，雅典人抓获了大批俘虏，迫使敌人就像在前425年那样急于求和，以便救回这些俘虏。

斯巴达的和平建议

于是，斯巴达人违背了他们与波斯的条约，向雅典求和。他们的主要谈判者恩狄乌斯（他曾是亚西比德的密友）提出了斯巴达的建议：“雅典人，我们希望与你们议和，双方各自保留现在实际控制的城市，但放弃在对方领土上驻防的据点，并交换俘虏，一名雅典人交换一名拉科尼亚人。”（Diodorus 13.52.3）

停止战事、用皮洛斯交换狄凯里亚和交换俘虏，这些对雅典人而言肯定是值得欢迎的条件，但维持帝国现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斯巴达人仍然控制着爱琴海上的罗德岛、米利都、以弗所、希俄斯岛、萨索斯岛、优卑亚岛、色雷斯的一些地方和赫勒斯滂海峡的阿卑多斯，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拜占庭和迦克墩。一般的观点认为，“最理智的雅典人”主张接受这些条件，但公民大会“受到一群好战分子的蛊惑，这些人大发国难财”（Diodorus 13.53），因此拒绝接受。

根据这种观点，雅典人拒绝和平的原因是他们愚蠢地让鲁莽的民主领袖操控自己，其中最主要的是克里奥丰，“当时最大的煽动家”（Diodorus 13.53.2）。克里奥丰是讽刺诗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也是受到严肃作家鄙夷和憎恨的人。喜剧家说他是制作里拉琴的工匠（就像他们污蔑克里昂是鞣革工、吕西克利斯是牛贩子、攸克拉底斯是亚麻贩子、希帕波鲁斯是制作灯的工匠一样），一名低贱的手工匠人，没有任何家世背景。据说他的母亲是蛮族，他自己则是一个贪婪的外邦人。严肃作家描述他为醉鬼、杀人犯和在公共场合疯疯癫癫的狂人。尽管他的行为举止可能确实比较激烈和不文雅，但这样的描述既不公正，也不准确。克里奥丰是雅典人，他的父亲曾在前428/前427年担任将军。他自己也可能担任过将军，而且还是一名财政官员。他死后，一位演说家公正地评价道，克里奥丰“多年来处理国家的各种事务”（Lysias 19.48）。他一定拥有一座作坊或工厂，所以他是一个富人，他的父亲也很富裕。

斯巴达的和平建议是在“五千人”掌权时提出的，而克里奥丰参与了辩论，所以他至少属于重步兵阶层，不过地位可能还要更高。有人指责他反对议和的动机是私利，但我们不知道有任何指控他侵吞公款或贪腐的控诉。在当时，政治家遭到这样的指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有证据表明，他死时已经很潦倒。

克里奥丰的确对雅典的战争前景抱有比较乐观的看法，并主张坚持战斗，直到完全胜利。他一定很有说服力。很多雅典人受到库济库斯战役辉煌胜利的鼓舞，热情洋溢地将功劳归给亚西比德，相信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很快恢复他们的海外帝国”（Diodorus 13.53.4）。但除了陶醉于胜利并对未来非常乐观之外，雅典人也有更理智的理由去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如果这次和平再次破裂，就像前421年那样，雅典人的处境会比上一次更加危险。

目前，雅典人在库济库斯成功歼灭了斯巴达舰队，保障了海峡畅通，使商船能够从黑海向雅典城输送至关重要的粮食。

但是，法那巴佐斯完全可能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一支新舰队，甚至比之前更强大。他们控制着拜占庭和迦克墩，扼住了雅典人的运粮通道，可以用饥饿来威胁雅典人。雅典人仍然缺少资金，海外领地的很多财源都控制在斯巴达手中，所以敌人可以用更高的价钱从雅典帝国各地征募经验丰富的桨手。雅典将不得不再次派遣一支舰队去赫勒斯滂海峡击败敌人，但雅典很难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这样一支舰队并为其配备人员。何况他们未必能再次打赢，而一旦失败，就可能输掉整个战争。

然而，若是迅速采取行动，就能夺取敌人在去往黑海沿途的基地，并保障海峡的安全。雅典人也会有很大的把握去收复爱琴海的失地，并利用库济库斯大捷鼓舞朋友，震慑敌人。在收复了之前丧失的附庸国并再次控制大海之后，雅典人的财政就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进而有财力提高舰队的战斗力，并促使有经验的桨手不选择投敌。

雅典人也有理由去希望，斯巴达与波斯的盟约维持不了多久。首先，提萨弗涅斯激怒了斯巴达人，失去了他们的信任。法那巴佐斯则为库济库斯惨败而震惊，若雅典人继续进攻他的土地，就可能促使这位波斯总督以及波斯国王放弃干预希腊事务。其次，波斯国王统治的是一个庞大且经常受到叛乱骚扰的帝国。如果其他地方发生严重叛乱，波斯国王也许会被迫放弃西部边疆的战争。最后，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单独媾和的提议违背了他们与波斯的条约，这本身就可能导致斯巴达与波斯决裂。考虑到这些现实和可能性，雅典人拒绝议和的决定不能算是愚蠢，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民主制恢复

在雅典人拒绝接受和平建议不到两个月之后，“五千人”让位于纯粹的民主制，即前413年雅典设立“贤哲”制度以前的那种民主制。这个过渡可能是逐步进行的，但肯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五千人”的专有权力被废止，全体公民重新获得完整的政治权利。这个决定性时刻可能发生在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之后。不管库济库斯战役的胜利给雅典带来了多么大的凝聚力量，斯巴达的和平建议却让雅典人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温和派一定属于主张接受和平建议的“最理智的雅典人”，但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关于和平的辩论是我们知道的库济库斯战役之后、民主制恢复之前这段时间发生的唯一重要事件。这场辩论可能是促使“五千人”政权垮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做出继续作战的决定之后，雅典人就很轻易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些希望和平的人不再值得信赖，不再适合领导国家取得全胜。因此，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就等于“五千人”政府丧失了民众的信任。

在最终导致民主制恢复的争议当中，民主派也占据了许多优势。他们拥有一位有才干且效率高的领导人，即克里奥丰；而温和派的最佳发言人塞拉门尼斯正在克里索波利斯执行公务，具有催眠般魔力的亚西比德当然也不在雅典城。更为根本的是，任何在雅典赞同民主制的人自动占据了道德高地。民主制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热情支持，他们视其为自然而然、符合传统的政体。任何形式的寡头统治都是革新，雅典仅仅在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无路可走之时才屈从于寡头统治。于是，民主派政治家迅速抓住机会，努力恢复传统政体。到前410年6月，有人提议废除“五千人”，恢复传统的民主政体；7月底，旧式民主制已经稳固，颁布了严厉的法律以捍卫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