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第5/11页）

张学良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吗？也许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会得出这一印象，可是阎锡山说，你们错了！

东北军中元老派曾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张学良在父亲猝然去世的情况下，能够诛杀杨宇霆等人，成为东北军新的军事领袖，仅凭这一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就判定张学良“断非花花公子，他是能够打军事算盘的”。

在云集太原的各个党派中，青年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青年党有不少人在东北，其中也有一些跟张学良有过接触。据青年党首领常燕生说，虽然人们经常只能在烟榻、舞场、赌台见到张学良，但张学良实际就在这一片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细心考察问题。

常燕生还说：“张学良不像老阎这样神秘。他与青年人只要相处得好，就会把话匣子打开来与你谈心。他说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本问题，日本这些家伙与他有杀父之仇，除了日本问题使他感到非常困难以外，别的问题他总有办法解决。”

常燕生得出的结论与阎锡山有惊人的一致之处：“这样看来，他（指张学良）是很自负的，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

正是瞅准张学良别有怀抱这一点，阎锡山在遣使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另辟秘密管道，直接结纳张作相。张作相是杨宇霆之后，东北军“老派”（即元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对与蒋合作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曾说：“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老派”是东北军内部各派系中最为守旧的一派。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就属于“老派”，他与张作相持相同观点：“东北若与蒋介石合作，简直是拱手让人。”其他像万福麟、汤玉麟等人也支持这种主张。

7月下旬，张学良再度就是否要出任南京委派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与张作相等元老相商。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三人皆劝张学良应继续“保持中立”“随机观变”。万福麟还写了一封长电，表示东北如能中立最好，万不得已时，“则与其接近中央，莫如接近西北”。

不花钱也不一定就办不成事，只要你具备足够的头脑。这一回合，阎锡山虽然未能将张学良争取过来，但至少让张学良继续保持中立的目的是达到了。

重陷危机

常燕生在评论不应该把张学良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同时，还做出了另外一个预言：“（张学良）很有机智，老阎斗不过他。”

尽管张学良以内部意见无法统合为由，依旧没有就任蒋介石给的职务，也不肯干干脆脆地出兵助蒋，不过他却为蒋介石取胜山东提供了一项极大的便利。

蒋介石计划派李蕴珩部由海路登陆青岛，以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所控制，登陆青岛必须获得其同意。在蒋介石的请求下，张学良下令沈鸿烈大开方便之门，准许中央军停靠青岛码头登陆并加以掩护。

这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出兵助蒋。因为北方的近海海域都由东北海军控制着，只要得到东北海军的帮助，蒋介石一样能派兵从天津登陆，阎锡山的后方将大为动摇。

7月31日，中央军在津浦线发动全线总攻。对于正面进攻，晋军在后援的助力下尚能支持，但当十九路军突然从后路抄袭而来时，便再也招架不住了。

傅作义见无法抵御，只得下令后撤。晋军后方有一条大汶河，原来是一条干涸的河，但适值大雨，山洪暴发，河水很快就涨了上来。各部被迫争着从河上的铁桥通过，桥小人多，徒涉时淹死了不少人。后来为了防止中央军追击，傅作义下令炸掉铁桥，有些部队又被堵在了对岸。

傅作义以一个独立旅守泰安，欲挡住进泰山的隘口。不料十九路军充分发挥它行动迅速、出其不意的特点，置泰安城于不顾，越过泰山东麓，经一天激战，攻下了济南东南面的中宫镇。

在津浦线发起总攻的同时，韩复榘协同李蕴珩部、刘珍年部由胶济线发起反击。张荫梧败退至济南，他和傅作义一看十九路军已逼到了家门口，于是急传口令，仓皇渡河北逃。

黄河的泺口大铁桥成为晋军北逃的唯一通道，大家你抢我夺，都希望能迅速过河逃命。由于蒋军的飞机反复俯冲投弹，一列火车被当场炸毁，然后堵在了桥当中，铁轨两边的人行踏板则已失落多块，人马拥挤，使得桥上的秩序乱到了极点。

有的部队鉴于过桥太难，就用民船抢渡，结果由于载重过量，许多船沉到了河底，晋军官兵失足落水者难以计数，河面上到处可见向下游漂去的浮尸，其状惨不忍睹。

8月15日，蒋军完全占领济南。之后所有残留在南岸的晋军见过河无望，都陆续向蒋军缴械投降。

张学良曾经说过，只要蒋军能攻下济南，他就会出兵助蒋。就在蒋介石让门客们催促张学良兑现诺言的时候，一桩突发事件使他的拉张计划又重陷危机。

此前由于张学良在出兵助蒋问题上一直犹豫反复，迄无结果，蒋介石开始另辟路线，通过其他关系对东北军中下层军官进行拉拢。

他先后三次让人带信给驻于山海关的东北军大将于学忠，希望于学忠能举兵西向进攻阎、冯，同时表示于学忠想在华北得到什么样的地位，他均可答应。

于学忠不是东北人，他先后效命于吴佩孚、冯玉祥，后来才投至张氏父子麾下。不过张学良对他非常器重，于学忠也由此成为东北军少壮派的重要成员及张学良的心腹干将，外人轻易无法拉拢。接到蒋介石的信后，于学忠一边将原信送给张学良看，一边回信蒋介石，说明自己只唯张学良之命是从。

在于学忠面前碰壁后，蒋介石又让何成浚继续想办法。何成浚过去在华北时曾委任其下属陶敦礼为临榆税务局局长。陶敦礼后来出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按其资历，本不屑于担任这样一个芝麻绿豆的地方小官，之所以肯就此职，就是为了伺机对驻军临榆一带的东北军马廷福旅进行策动。

马廷福向自己的上级于学忠透露此事，意在旁敲侧击，劝于学忠同他一道行动，结果遭到了于学忠的拒绝：“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绝不可如此行动。”

接到何成浚的命令后，陶敦礼向马廷福开出了给予两百万元、马部扩编为三个师、马廷福本人升任军长的条件，其中的一百万元已提前汇入沈阳中国银行。

马廷福乘着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奉榆火车又正好不通的机会，决定率部向西进军。他带着团长孟百孚、安福魁等人来找于学忠，仍要于学忠和他们一道起事，安福魁还声色俱厉地说：“现在谁要是不干，就把他这么着。”说着，做出了砍头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