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1章 告群僚书

十月入冬之后，淮南尤其是寿春的氛围较之往年多有不如，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往来客旅变少，不要说比之去年中原大捷之后那繁忙景象，甚至较之前两年都差了许多。

造成这种现象，原因自然有多方面的。比较乐观的一个理由是，淮南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经过往年不遗余力的铺设商路、吸引客商，大凡有实力能够跨境北上淮南经商的时人，差不多都有来此行商的经历。

这过程中自然有赢有亏，有的被淘汰出局，有的则逐渐壮大。而因此得利的那一部分，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那一波招商浪潮中也多数由行商转为坐贾，在淮南当地置办了不菲的产业，俨然已经便成了本地人。

还有就是淮南商运模式的成熟，晚春一直到入秋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因为水路运输的便捷旺盛，成为一个繁荣的运输并储货期。而秋日之后，运输成本便陡翻数倍，加上淮南当地储货亮惊人，基本能够满足市场所需，即便耗时耗力运来货品，也难获得丰厚的回报。

而且经过有一年的发展与积淀，淮南都督府治下已经具有了相当扎实的自给能力，今年向外开具的订单甚至不足去年的三分之一。

加上淮北豫州、兖州等几郡已经从去年的沦陷区转为都督府治土，那些原本作为买家的乡宗们也享受到都督府政令关照，自然不需要再大量采购。

如此便造成了官方与民间两个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所以今年的市面自然便显得尤其萧条。用沈哲子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时代的机会窗口已经逐渐合拢，类似往年那种以小搏大的黄金机会已经越来越少。

当然沈哲子自己也清楚，行商突然陷入一个低潮期，也与都督府政令的改变有关。往年为了吸引江东人力物货的北输，都督府在管理方面可谓是极为粗放，除了对少量禁品管控严格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更大的约束。

尤其在行商最为重要的运输通道和运费方面，都督府所提供的便利和保障可以说是此前历代、包括一些割据政权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厚。

可是在今年上半年开始，都督府在这方面的管制便日渐严格起来。比如去年直接引发合肥事变的私运事件，今年成了重点打击的行为。

尽管去年都督府通过对那豫章罗氏的处罚已经彰显出态度，但人为财死，这种近乎白捡的收入又有多少人能克制得住？

随着江东朝廷与淮南都督府关系日渐严峻，在地方上的钳制也变大，通过重点惩处这一部分商贾来打击淮南都督府威望。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商贾都因此一类的原因而货品被没收，人员被监押，损失惨重。

去年合肥事变，沈哲子有不得不发作的理由，但是今年，尽管明知道台中是存着打击报复的想法，沈哲子也不可能再将都督府权威滥用对这些明知故犯的商贾施加包庇。

而且到了沈哲子目下的位置，也不得不从整体上考虑。往年那种贾事兴旺，是建立在江东多年积累、乏于交流的基础上。

可是随着近年来的大规模南货北输，那些民间储备也渐渐要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一旦遭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许还要求助于外。

而中原之地潜力还在，所差最多就是百废待兴的起步资金，如果还需要频繁的外部输血才能维持经营，本身已经失掉了收复其地的最大意义。

因此，就算没有台中的打压，沈哲子也不打算继续大力抽取江东元气。虽然未来他的基本盘会挪到中原，但江东若是亏空过甚，也不符合长远的利益。

任何的统治结构，都是层层向下铺开，统治者一个念头经过层层放大后，真到底层落实的时候，往往会面目全非。管理构架越臃肿，这种扭曲变形就会越明显。

沈哲子同样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天下人不是他的应声虫，有的事情不是他想停就停。就算他自己心里有这样一个尺度，但并非人人都能站在他的立场去看待得失。

维持很久的路线，如果突然顿足，不独会民怨沸腾，甚至就连都督府本身构架都会出现动荡。要知道在他的都督府中就有很多属官背后的家族都在以此生利，维持了多年的政策突然改道，这会让很多人都不适应，甚至因此积弊丛生，从内部崩溃。

从这方面而言，沈哲子还要感谢台中今年对贾事的大力打压，双方这种政治上的对抗给过于繁荣、已经超出生产力水平的商事踩了一道紧急刹车。见效显著的同时，也让沈哲子避免了许多道义上的指摘。

由此看来，有底线的对抗未必是坏事，若真的内外沆瀣一气，执政者的声音很容易被民潮所裹挟，不能保证一个稳健的步伐与节奏。

但很多时候，对抗往往是没有底线的，理念上的斗争再牵扯上利益上的矛盾，很容易演变成道德上的指摘乃至于人身上的伤害。

所以尽管作为淮南首府的寿春由于来往人员变少使得管理压力降低，但是防卫力量却增加许多，镇守鸿沟的毛宝所部抽调回五千兵力，用于增强寿春的守卫力量。而原本留在北地休养的胜武军也撤回了淮南，直接负责沈哲子并淮南一众重要属官的人身保护。

甚至就连山遐这个执掌淮南法令过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酷吏，出入之间也都有两百多人随身保护。

当然山遐置于危险境地，这一次也真的是为沈哲子这个大都督背了锅。其人提出一条政令，使得整个都督府上下官员们无不对其怨目以望，那就是官员申报财产。

官员申报财产，这并不是后世人治腐治贪的独创，这种行为或许不是什么常规制度，但很多时候官员或是出于自身的道德要求、或是出于政治上的权衡，也是不乏此类举动。像是最著名的蜀相诸葛亮，便在给蜀后主刘禅的奏书中清清楚楚列明了自己的家产。

中朝以降，包括东晋其实都有几项对官员私产做出约束的诏令，虽然执行力包括收效都堪忧，但由此可见这也并不是一个禁忌话题。

江东中兴，为了稳定人心，吏治上多以宽宏为主，所谓网漏吞舟，对官员的约束可谓宽松到了极点。庾亮包括后继的褚翜，也都因施政过苛而名声不算太好。沈家包括沈哲子在内，都是这种风气的受惠者，最起码在表面上难做指摘。

此前淮南在吏治上，尤其在贪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规令设置，尤其是大量临时设置的职任，充斥着一种在位则仕、去位则商的现象。

这既是时代的局限性，也不乏沈哲子的有意纵容，此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且多的对这个时代的人力、物力施加以足够影响，筹措出足够北伐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