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三章 中了（一）

转眼已经是二月下旬了。

几场精贵如油的春雨，不但让黄河两岸的大片平原得到了滋润，连气温也快速回升，让人感觉舒适了不少。

因为哲宗皇帝的驾崩，武好古的工作计划也被打乱了，本该上路前往界河赴任的他，现在还在开封府没有挪窝。他留在开封府，主要是为了替赵佶处理“私人事务”，都是很私人的事情，什么女人啊，钱财啊，字画啊。

在替赵佶安排了“多余”女人，又发卖了一些质量不高的藏品之后，赵佶的私房钱还剩下不到三万缗，在开封府已经算不得一笔大钱了，不过武好古也得认真帮着赵佶运营啊。

他和潘孝庵、高俅商量了一番后，又各自拿出了两三缗（武好古拿出三万），给凑了十万缗，开了个云台商行。让花满山做了掌柜，又从潘家抽调了几个管事儿，一块儿往海州去了。准备抢在今年茶叶采摘之前，高价收购位于云台山上的茶田，收完以后，再请一批制茶的匠人做出上好的“龙凤茶饼”送到开封府，争取尽快打出贡茶的名号。

另外，云台行还会收购一些朐山县靠海边的土地，并且开始在那里兴建宅邸和市镇，预备迎接各地的贬官（指编管、安置官员）到达。

顺便一提，武好古控股的共和行，现在也在朐山县和纪忆家的商行合股进行同样的建设——就是在潘巧莲陪嫁的土地上，所以组成的合资商行（名叫东海行，掌柜是纪忆的堂弟纪磊）还有武家内账房的股份。

与此同时，武好古也没落下界河商市的工作。商市的元老院和政所就在开封府成立了。武好古担任了元老院首席元老（简称元首）和商市市长。还任命黄植生担任了商市营造所长，林万成担任了商市警巡所长，张熙载担任商市财税所长。

三位所长已经带着各自招募来的人手和好几万缗的经费，在林冲率领的一队禁军护卫下，先行出发去往现在还是一片空地的界河商市了。

根据最新的计划，他们会完成初步的征地和元老院、市政所、警巡所以及一个码头，还有一批公务人员住宅的建设。全部完成以后，武好古才会动身前往。

在安排好了以上这些事情后，武好古每日除了入宫面圣（其实就是陪赵佶聊天）之外，就是在处理共和行的商务，陪着怀孕的妻子潘巧莲，和西门青母子玩耍，还有就是练习武艺以及传授画技给张择端、杜文玉了。

哦，对了，武好古还在等待礼部试发榜。他虽然没有参加考试，不过却也和这次考试有些关系。

因为他已经从赵佶那里请了圣旨，要为所有高中的进士画像，还要把他们的人像印在《文曲星》杂志上，还会配上他们高中的文章、本人的题诗和题字。

总之，这本《文曲星》必是一本名动士林文坛的月刊。

偶尔得闲，武好古也会回到自家在金水河畔的大宅，去跟武好文、武忠义讨论过殿试时，天子可能会出的题目。这两位差着辈份的武家才子现在都显得信心十足，俨然是今科必中了。

“题目肯定是一篇策问。”武好古非常肯定地说，“殿试很少考论，官家可不是大儒，看不了恁多高论。礼部试的时候已经考过对外的时务策了，殿试我看该考对内的策问了。估计和治平四年丁末科的殿试题目差不多。”

治平四年是宋神宗即位的第一年，情况也和如今相似。英宗皇帝是那一年正月去世的，神宗当时也是年少登基，一心想要做一个明君，因此就以如何让朝政达到三代之治为题（题目大意是这个）考了一回。

“大爹爹，二哥。”武好古想了想，又说，“如今的官家和向太后都是希望缓和新旧党争的。若是在殿试中提‘更化’、‘绍述’，肯定是不会有好名次的。”

所谓“更化”其实也是改制变法的意思，最早出现在汉朝，当时是以仁德代替严刑，用儒家代替法家。因此就在高太后临朝的时候，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恢复旧法了。

而“绍述”则是继承的意思，特指哲宗继承老爹神宗的新法。

“大哥儿，既不是‘更化’，又不是‘绍述’，那要怎么办？”武忠义认真地问着。

他这一科考得真好，很有把握，觉得是必中了。虽然他胡子都白了，可是还想要好好做官的，所以对朝廷的方针是非常感兴趣的。

武好古则看着自己的弟弟武好文，“二哥儿，你怎么看？”

“我倒是觉得如今天下太平，朝廷应该与民休息，少与民争利了。”武好文说的其实是“更化”的主张。

他有这种看法也是正常的，虽然他是儒生士大夫，但他不是乡村来的地主儒生，而是开封府的工商儒生，虽然户籍上并不是工商，但实际上就是个工商户，所以政治观点还是比较偏向“市场经济”的。对于王安石新法的那一套抑制工商的“国有专营”自然是比较反感的。

“话说的不错。”武好古笑道，“可是文章却不能这么写啊……向太后不是高太后，今上也不是先帝。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才是他们想要的。”

“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武好文摇摇头，“那不是不伦不类了吗？”

武好古苦笑了笑：“本就是不伦不类……天下太大，情况太复杂了。你不能把各处都当成开封府啊！所以新党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而旧党的主张也不见得都是好的……”

宋朝的商业虽然远比之前的历朝历代要发达，但是仍然不免有抑商和官营的倾向。虽然通过“买扑”和“钞引”，在一定程度上将官营变成了承包。但是希望加强官营的官员依然存在，而王安石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想通过国家经营工商业来改善经济，增加财入的。

不过这些国家经营的办法，在章惇执政期间大多没有恢复，所以北宋的工商经济在哲宗朝表现的还可以，这也是章惇的执政还算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与民休息”和“少与民争利”的路线还是不可能施行的，究其原因倒也不是大宋的官僚如何邪恶，也不是官家没有契约精神。

问题出在大宋不是开封府，也不是海州、扬州、明州和泉州这种工商汇聚的都市，而是一个拥有四百军州和亿万庶黎的庞大帝国。

而在大宋的亿万庶黎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后世有不少学者估算过大宋城市化率，看高的有30%，看低的在12%，平均一下最多就20%。在20%的城市居民中，也不都是以工商为主业的，还有许多是居住在城市内的大地主和官僚、禁军以及他们的附庸。真正的工商户，即便包括武好古、潘孝庵这样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工商业的吏商，占人口的总数最多也就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