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军击溃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使得太平天国达到最鼎盛的时期。虽然北伐军最终失败，但西征军却取得了胜利。可以说1856年的上半年，是太平天国领导者自金田起义以来最为荣耀的时刻，他们的老对手向荣自缢身亡，让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击掌相庆。

然而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向荣的死颇具象征意味。当七月九日（8月9日）向荣将脖子伸进自己打好的死结时，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上空，就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一场动乱即将发生。只不过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的咸丰皇帝，此时已经无暇顾及“长毛们”的动向，因为十六年前为大清帝国带来屈辱的英国人再次掀起波澜。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还带来了法国人和美国人，甚至连俄国人也参与了进来。

1. 祸起修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亚罗号事件”的发生，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清帝国与洋人签订的各项条约，随着时代的变化，至少从洋人们的角度来看，不再那么适用。于是这些希望在中国继续扩大市场的洋人，努力寻找扩大在华特权的机会和借口，便有了想要修约的想法。

所谓“修约”，就是洋人们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中美《望厦条约》，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特权。不过既然是想重修约，那么还是要从已经签订的条约入手，从中去寻找条约的不足之处，甚至是故意歪曲和使用外交讹诈手段。

修约的起点是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洋人们以条约的第一条内容作为“修约”的借口，要求清政府加以修改。第一条在签订之初是这样写的：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易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以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当时英国人伙同法国人以“一体均沾”的“最惠国条款”为借口，也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而咸丰四年（1854）正好是南京条约签订十二周年。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联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以及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前往广州向统筹办理外交事务、时任两广总督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

面对三国公使的联合请求，叶名琛当然不敢怠慢，向咸丰皇帝详细汇报了三国公使的来意和请求，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慎重考虑修约之事。

可是咸丰皇帝对此却不以为意，他在得知三国公使的意图后，让叶名琛依据实际情况加以应付，并做出明确指示：

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唯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告诫也。

皇帝陛下已经亮明态度，要“绝其诡诈之谋”，因此叶名琛只得照办。仔细分析咸丰皇帝的反应，可以说其实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十二年前洋人们让大清帝国蒙羞，这个伤痛是无法忘记的，包括《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在内，已经让大清帝国给了洋人们一个交代。现在洋人们又要索取，这在咸丰皇帝看来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本能地就会产生一种排斥心理。然而这种本能的、非理性的判断，以后世的观点看，实在不利于大清帝国在列强之中的生存。事实也证明了咸丰皇帝的不理性最终导致了大清帝国再次蒙羞，而且从实际负责人叶名琛的个人素质来看，他也不是个合格的执行者。

咸丰皇帝的明确指示，等于让身在广东的叶名琛拿到了尚方宝剑，他可以全权处理本次洋人们提出的修约事宜。然而叶名琛虽然勤于职守，却性格古板，《筹办夷务始末》中说他处理问题“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这段记载说明，叶名琛或许是个尽职尽责的官员，但却不是个合格的外交家，以这种傲慢、简单的态度对待外国人，也就注定了本次修约事宜不可能会有好结果。

咸丰四年（1854）二月，英国公使包令发照会给叶名琛，希望双方能够见个面。叶名琛虽然同意见面，但条件是必须在广州城外的洋行，而包令坚持要在城内的官署，双方各不相让，最终没能形成统一意见，此事不了了之。

英国人明白叶名琛的这种反应，其实就是在逃避修约，为此包令联合美国公使麦莲决定另辟蹊径，发照会给两江总督怡良要求会晤，但是也遭到了怡良的拒绝，理由是包令没有携带国书，而且条约里也没有“两江总督与各国公使议事之说”。一直到五月二十日（6月15日），麦莲在昆山会见怡良时，要求修改条约，允许长江通商，甚至表示只要清政府同意这个要求，他们可以协助镇压太平天国。怡良依旧不为所动，表示麦莲应该回去继续找叶名琛去反映，毕竟修约事宜是广东钦差大臣管理的事务，自己不能越权。

咸丰皇帝得知英美公使先后向叶名琛和怡良提出修约的消息后，指示军机大臣“唯各国通商事宜，向归两广总督专办”，也就是说修约事宜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大臣全都不得插手。而且他还谕令怡良、吉尔杭阿等有关大臣，对于公使的要求，必须予以拒绝，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谬论所蛊惑。

六月九日（7月3日），英国公使包令在上海会晤江苏巡抚许乃钊，要求修改条约，许乃钊允诺包令可以向皇帝陛下奏明此事。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句话，许乃钊被咸丰皇帝以办理夷务不当为由而革职，任命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

有了许乃钊的前车之鉴，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人在面对三国公使时，都回避修约事宜。从六月到九月，三国公使一直没有停止修约的努力，他们先后向怡良、叶名琛、吉尔杭阿提出修约请求，从江苏到广州、香港、上海都留下了公使们的足迹，他们甚至宣称要向咸丰皇帝申诉，即使这样也没能得到些许回复。

吉尔杭阿在汇报中认为，应该再派一员钦差大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如果洋人说得有道理，不妨就同意修约；如果认为洋人们的说法荒谬，干脆就直言拒绝。

吉尔杭阿的意思就是，皇帝陛下不要模棱两可，因为他深知如果把洋人们惹恼了，他们是会架上大炮的。但咸丰皇帝依旧是不置可否，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谕旨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该抚身任封圻，安内攘外，责无旁贷，独不可折之以理，而必待钦派重臣，朕又安用汝等督抚为耶？

这就是典型的踢皮球行为了。吉尔杭阿等大臣看到皇帝陛下即将发怒，全都不再表态。咸丰皇帝也以为洋人们吃了几次闭门羹，自然就会消停下来，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公使们的意志力。就在咸丰皇帝下达谕令的同一天，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以及法国使馆秘书哥士耆，带领三百名士兵乘军舰到达天津白河口，要求到天津或北京直接和咸丰皇帝商谈修约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