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人生有缘。生长于人杰地灵、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偶然机会，到过雁山公园。在风景如画的环境里建造园林，胜意处自然只能求诸山水之外。当时羡慕的是园中一株既高且大的相思古树，据说十分名贵，后来才知道那座园本是晚清名臣、民国元老岑春煊的一处私宅。几十年过去，园主已然成为游园少年研究的对象。

1993年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曾由久保田文次教授引导游览镰仓江之岛，霞光水色，景色绮丽，令人胸襟一阔，特意请十分熟悉近代中国人在日本活动史事遗迹的久保田教授指路，来到岛上的金龟楼前流连片刻。1899年7月，梁启超等12人结义于此，有心反清，并与乃师康有为立异。光阴似箭，百年将过，人去楼非，只有楼名依旧。斜阳之下，令人顿生几分苍凉，无限感慨。这两件事，或无心，或有意，由一缘字连接，百年时空，刹那接近。

研治庚子勤王史事，开始可谓误打误撞。本来师友相邀，分工合作，撰写一部较为详尽的孙中山传记。因为前此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分得1895—1905年部分，这一段自然归我起稿。用数月之功，得十万余字，将乙未至庚子一节草就。但渐渐发觉，比照新出材料，既有思路破绽百出，难以弥缝，于是抛开原稿，不循旧路，重新由解读材料入手，以去心中疑惑。因为有了前段的教训，对于新旧材料的区别以及旧说与历史本相的差异，感觉格外敏锐。通过比勘参证各类新旧材料，相关人事及其复杂关系逐渐清晰，历史本相的脉络轮廓日益显现。当时隐隐察觉揪住一桩历史大案，剥茧抽丝，可以发覆。不曾想仍须再用十余年苦功，才能大体作一收束，并且不少问题还须留有以待。治史之难，局外人何尝能够体会万一，其中的艰辛与乐趣，何足为外人道哉。

二

治史首要，在于史料与问题的配合恰如其分。就史料而言，应恰当把握新旧材料的关系。近代学人多偏于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一味重视发现新材料，而置基本史书史料于不顾，难免离开大体，纠缠枝节，失之于隘，最终陷入凿空蹈隙的偏窘境地。只有熟悉既有史料、基本史实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才能将新史料安放于适当的位置，并据以判断研究的进展是否恰当。而没有新史料的发现，一味用后来外在的系统条理对现成史料与问题重新解释，也容易翻云覆雨，流于牵强附会。[1]研究晚近史事，上述规则尤为重要。

治学途则，一为先因后创，一为不破不立，前者可以得道，后者易于成名，恰如武侠小说中练习正宗武功与旁门左道之别。晚近以来，学人多以打倒前人立异，然后借助根在外面的西学竖起标杆，以代际兴替之名，行派系分立之实，独树一帜，唯我独尊的大言之下，不过想争取一定的生存空间。以当下的时髦语，便是要取得话语霸权。而群雄并起，各不相下，均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整体趋势，反而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暴雨横潦，难得持久，易于过时。其实，国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学，尚难识大体，游学海外，除陈寅恪等少数遍学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学位而已，更不用说通过交流与国际接轨而来的道听途说，或读西书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体验。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于贡献于国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即使侥幸遭遇学术主流，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维又大别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流派，定期轮回，用于欧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则未必适宜。费孝通教授晚年回顾其经历的三大导师，反而对史禄国赞词稍多，决非同情弱者。[2]

就此而论，近代学人善于以革命手法争取话语霸权者，首推梁启超，20世纪初年他在思想学术各个领域吹起的一阵革命狂飙，不仅令广大青年感到振聋发聩，许多饱学之士也是耳目一新。然而，后来梁启超却深自忏悔，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大段语重心长的自我解剖：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3]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悔其少作之余，也不乏针砭时势之意。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胡适以及新文化派，在治学途径的大体方面显然步了梁的后尘。梁启超逝世后，缪凤林为文悼念，就曾直言不讳：“今日者，不学逞臆之夫，肆其簧鼓，哗众取宠，亦且因缘时会，领袖群伦焉。吾人惓怀梁氏，尤欷歔慨叹而不能自已者巳。”[4]今人常常叹息学术不兴，并多方面查找原因，鄙意以为，与其说是借自外国或相关学科的框架不佳，不如反躬自省，主要问题恐怕还是出在百年以来学风流弊，治史者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本。

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也就是说，今人的问题意识，往往不从材料及其所记述的历史而来，而由后出外来的理论而生。对此学人有所争议，或以为凡问题皆后出，无所谓陷阱。不过，治史先要探究问题如何从无到有，并教人如何从无到有地去看，否则，一切史事皆只有必然性的一面。果真如此，治史于人类的自我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

导致上述怪相的要因之一，是中西冲撞下的社会文化变形，以及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而来的学术分科的日益细化。由细分化训练出来的学人中西两面均只得一知半解，甚至一科一段的知识也难免门户之见，更不用说望文生义的格义附会。而学人越是不识大体，越是敢于放大一孔之见，所谓盲人摸象，坐井观天。细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侏儒化，导致学术领域的无序竞争，各人既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自我开脱，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学不成则术大行其道，用种种非学术手法将有限的所知放大为整体，以误导判断力和鉴赏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资源掌握者。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不断趋时，又不断过时，症结之一，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