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

庚子勤王运动并非汉口自立军一枝独秀，而由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江浙士绅的江淮密谋以及汉口自立军三股势力结合而成。三者从宗旨政略到组织系统既互为联系，又各自独立，彼此交错，为了改变戊戌政变以来中国上下萎靡不振的局面，造成全国大举的形势，进行联合角逐，关系十分复杂。合组兴汉会的湖南哥老会首领不仅始终在自立军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是革命派的依靠力量。孙中山与兴中会为了趁乱争胜，接受梁启超的意见，同意用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联合阵营的旗号。他们不仅与自立军的行动保持一致，相互呼应，还努力争取保皇会澳门总局的协助，并与汪康年等江浙士绅协议合作。包括保皇会在内的各派均参与发起以反对当朝执政，革新变政为宗旨的行动。只是在实行以武力扫清变政障碍的过程中，一些派系感到实力不足，不能适应，遂放弃使用武力的企图，并极力将有关史实隐讳掩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构成庚子勤王阵营及其运作的重要一环。

第一节　自立军与革政派

讲到孙中山及兴中会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首先应当注意兴汉会在自立军中的地位和作用。

兴汉会是兴中会与湖南、广东会党的旧式结盟，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多为挑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在自立军系统中的地位一直未被动摇。同时，尽管这些会党首领接受过康有为的赠款，令毕永年一度失望而削发为僧，唐才常与林圭等人的政治宗旨又不尽一致，兴中会对自立军系统的影响却一直赖以保持。

汉口义群公司成立后，容星桥、张尧卿到日本与孙中山商议行动计划，“中峰待之甚恳挚，然所商尚无一定之规”，只是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林圭从返回汉口的张尧卿处获悉有关情况，致函容星桥，请其

此次与中峰必须商定一是，否则本公司之名已流播四方，而实在尚未起蒂。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1]

由此可见，至少在义群公司时期，汉口的兴中会、兴汉会和湖南维新派联成一体，而视孙中山为舵手和引导。

12月下旬，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参与者除了湖南维新派和江浙革新士绅外，还有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以及容星桥等人，则正气会可以视为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的合作向着长江下游的扩大。毕永年弃事为僧不久，终无死心，仍起而救世，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告诉谢缵泰：“湖南革命党人在湖南和湖北省，假装和尚正积极地进行组织工作”[2]，即指毕永年。

1900年3月以后，为避免在正气会中与汪康年一派的摩擦升级，唐才常让出干事长的位置，用前此与梁启超等人创立于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展开联络聚合长江流域秘密会党的活动，4月，开办富有山树义堂，参与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等于再度肯定兴汉会成员的代表作用以及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联合阵营中的地位。冯自由说这些会党首领后来各自发票，脱离自立军，与史实不符。直到七八月间，与盟兴汉会的杨鸿钧、李金彪、张尧卿、辜人杰、谭翥等人，在自立会的部署中仍然担任重要角色。

兴汉会成员积极参与自立军的活动，正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战略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在毕永年的影响下，兴汉会成员还努力直接配合兴中会的行动。毕永年劝唐才常脱离保皇会关系，改奉排满宗旨不成，痛哭而去，到广东全力投入兴中会。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李云彪、杨鸿钧等也赶到广东、香港。张尧卿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林圭称其“达变通才”，决非有事而乱为的无用才，义群公司的决策机要，主要由林圭、容星桥和张尧卿三人协商制定。后来张尧卿被人谗谤，林圭还致函容星桥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孙“择用自有定见。倘其信任不专，易为人动者，则他人一语而误大事，亦常应有之义”[3]。直到七八月间，张尧卿一直为兴中会办事。兴中会员的动向与此相印证。容星桥、王质甫在自立军起义及其筹备中担任重要角色。

8月下旬，孙中山冒险归国，虽身兼多项使命，主要还是应梁启超之约，准备与之发动中原大举。[4]明治33年8月27日山口县知事古泽兹密报，与孙中山同船赴沪的还有8月7日由上海来日的改革派人士张浍、高绣延。据容应萸教授考证，自立军失败后，唐才质化名高打，狄平可能化名高德[5]，则高绣延或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两人在自立军起义时负责调度后方。由此可见，孙中山赴沪很可能是应自立军的邀请。综观以上情况，这显然是兴中会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说明孙中山视自立军起义为本派参与的联合反清大举。所以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赴广州谋炸德寿前夕，还到任职《知新报》馆的松冈好一宅中长谈，发誓为唐才常报仇。[6]

维新势力历来派系林立。戊戌政变后，除康、梁的保皇会外，其余各派维新党人也在寻求组织结合，以图群策群力，挽救内外危局，正气会和中国议会即聚合在上海的各派人士而成。他们不像康有为那样死守保皇立场，而以革新变政为宗旨，手段方式因时变通；与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于排满一点，至于兴民政则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统称之为“革政派”（夏曾佑语）。孙中山与革政派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

长江下游方面，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士绅的实力远过于唐才常。由于各自与康有为的关系亲疏有别，双方联合中摩擦不断。戊戌变法前，唐才常的活动范围基本不出湖南，勤王运动以上海为根据地，不得不借重原来谭嗣同、梁启超的人脉关系。他组织正气会和中国国会，便要依靠汪康年等江浙士绅。正气会由会党首领及革新派人士组成，虽然唐才常任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实际上汪康年、叶瀚一派的影响力更大。正气会成立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分别准备另立新会。唐才常为了避免与汪康年冲突，辞去正气会干事长之职，凭借自立会，以便组织起义。

作为湖南、江浙维新党人联合以及哥老会与革新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正气会所采取的方针正是唐才常、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商定的“大合”主张，即所谓“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期合群”[7]。其中汪康年、周善培等人，与孙中山还有过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