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第4/9页）
保皇会方面，除了徐勤以外，何树龄（易一）亦为镜湖茶谈社会员，“动大颜而吐珍说奇论”，是有名的雄辩家。梁启超称之为“南海门下之奇才也。好学而深思，奇警精辟，纵横中外，出入天人”。[53]所谓基督教派，以廖德山为代表，他是广东开平人，博济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为孙中山的友好[54]，“盛唱宗教的自由平等说”[55]。
镜湖茶谈社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会员每月但以15钱为会费，每月朔、望，两次集会于原生学堂，各述己说。[56]演说时有问辩答疑，可“纵意宣发”，并设有客座，允许来宾入座听讲，原生学堂学生也参与其事。该社“规条”特别规定：“星球同界，方趾同类，识智精越，皆为道华，无论中外，皆得公举为演说主。”[57]此一规定可以说是专为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而设，第一期演说即由田野橘次主讲《天才论》，以后高桥谦、松冈好一也分别演讲《论国家盛衰与人才消长相关之理》和《老屋说》。[58]
田野橘次称镜湖茶谈社纲领有二:
一、同志结恳亲。二、研究时局问题。观以上二者之宗旨，绝无举革命之思想，又无亟速之运动。然由其外部观之，或大有不稳之状。予之诸友人互来相告曰：革命在近，子其图之。予固希望团体之巩固，将以唱革命。然恨百余会员，有革命之思想者甚少，故予常欲主张革命而仍有所踌躇也。[59]
田野橘次虽然是当事人，其说也未必尽然。松冈好一在该社演说，即以老屋比喻清朝，公然鼓吹彻底改造。其说谓:
有一大老屋于兹，其占地甚广，其罗物甚富，无数耄稚男女栖息于其中。但其家以久阅星霜，梁柱既倾，丹青剥落，墙垣四撤，苔莽丛生，上雨旁风，不足以避，阴盗明贼，纷至沓来。于时屋之主人翁，深忧家族及臣仆之疾苦，乃谋于其所信任之心腹人，欲破毁旧屋，建筑新居，锐意蒐集新材，搆一闳厦。会有谗者构陷其主人翁于后母，后母闻之，乃愤懑不能禁，率顽冥不灵之徒，出暴力以阻遏其企画，且谓主人翁曰：旧屋是尔先祖之所手建，若更毁之乎，上无以对祖先在天之灵，不孝莫甚于此。余等择邃室入处，使疾苦不相及可矣。如家族及臣仆之疾苦，不足顾虑也。遂退主人翁，后母专坐堂皇，与其二三心腹人，分握一家之主权，专横放恣，无所不到，依然居此老屋，歌斯哭斯，蚩蚩焉偷一日之安。强盗大贼，只来双至，无日无之，登其轩庭，入其曲房，锁钥既持，奥窔毕窥，朝夺田园，夕掠财货。彼主人翁阖族之耄稚男女，为寇盗所夺攫，冻锇彝伤者不可胜数。而此老后母视之若无睹，听之若无闻，以为此固自了善法也。自其邻人视之，则悚然为之寒心，如视对岸之火灾矣。吁嗟！天下复有如此愚物哉！当此时也，为问其家族及其臣仆，委心任运，归之天数乎？抑顾虑一家之覆灭，为之设法以谋转圜乎？仆偶有所感，爰提出此疑问，以仰同人诸君子之高教。[60]
这实在是明目张胆地抨击当朝执政，鼓动体制外变革。
本来与革命党联系较多的宫崎寅藏，戊戌变法期间通过田野橘次的介绍，得以结识康有为派的人士。而田野橘次本人也早怀颠覆清廷之志。他于1890年到上海时即结识了广西南关游勇的头目聋翁陈氏，此人当为庚子康有为命为勤王正军主将的陈翼亭。田野橘次任教于万木草堂时，与奇青年罗君交善（应为康门弟子中善结交绿林会党的罗伯雅），一夕夜深，罗叫醒田野橘次，“请谈革命之事”，欲偕往广西、湖南，发动中原革命。田野橘次答道：“予虽有其志，然资力不足，请缓图之。”[61]
田野橘次指张寿波的思想为博爱主义，“非革命家，而实温厚之教育家也”[62]。其实张氏是康有为的受业弟子，卷入保皇会乃至革命党的密谋相当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两派沟通联系的重要中介。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的谢缵泰一直在香港与康有为一派谋求合作。受此影响，省港澳一带的革命、变法派分子关系不错，互相往来。1897年，东亚会的平山周到澳门访《知新报》馆，并拜访了日本汉学家山本宪，经后者介绍，往见张寿波。[63]
这时同会的宫崎寅藏在横滨拜访了兴中会的陈少白，陈知宫崎寅藏有华南之行的计划，介绍其到广州访问变法派的何树龄。宫崎到港与平山周会合，即往澳门与张寿波订交，并想借此探听何树龄的住址。“张君情意恳挚，邀集同志，设宴款待我们。他的谈论颇中时弊，足以鼓舞志士的斗志。但是每逢涉及会中秘密，便噤口不言。强自询问，他只是提笔写道：‘内有康有为先生，外有孙逸仙先生，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向他问何先生的住址，最先他自辩和那人并无来往，后来又说：‘听说他现在住在广东某人家里。’可见他的用心是如何周密了。”宫崎寅藏和平山周按其所提供的地址到广州找到何树龄，何对宫崎等人改善中国现状唯有革命的主张态度暧昧，指示其到香港耶稣教的道济会堂找兴中会的区凤墀。而张寿波与区也相识，宫崎等在香港，还是由张指点才找到区凤墀。[64]
作为镜湖茶谈社重要会员的何树龄，是康有为的早年弟子，曾十年馆于康家，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为兄弟之交，同居十载，抵掌对足，穷极论议，故于中外之故、天人之理，亦无不究焉”。[65]1896—1898年，正值康广仁负责与谢缵泰联络两党合作事宜，何树龄显然是知情人，曾代表维新派致函孙中山，表达群贤公意。孙中山与何树龄似也相识，说：“彼胆小心细，弟深知此等之意非彼一人所敢言也。”宫崎寅藏问其是否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孙答道：“未与。彼无此等胆略，但甚有心耳。”[66]
作为两派的中介，张寿波后来继续与革命派联系。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原计划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协商组织广东独立政府，在所乘坐的法国轮船“烟迪斯”号旁的一只舢板上，兴中会干部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和平山周等人会见，并开了一个钟头的会议。与会者中赫然有张寿波的名字。会议一方面传达日本政府答应支持的信息，一方面决定开始积极进行武力反清的准备。[67]关于后者谢缵泰没有提供详细内容。据冯自由称，包括惠州发动、广州起事及暗杀、饷械接济等项准备及相应的人员配置。[68]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计划，不是核心骨干成员，决不可能与闻其事。